改革开放以来，FDI大规模进入中国已20多年，现在到了是该对其重新反思的时候了。 自从20世纪00年代以来，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目前，在华外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缴税占全国工商税收的1／5、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贸易额的1／2以上。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解释是FDI能缓解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的资本短缺瓶颈。但是，中国目前已有超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同时，截至2005年，中国累计利用FDI高达6224亿美元，存量约4000亿美元。很显然发展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在解释该现象时是缺乏说服力的。因此，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理论剖析上述现象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其中被广泛接受的一个观点是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为东道国带来技术溢出效应，而这是内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也有不少的学者对此提出了疑义，并通过大量的实证数据分析，认为FDI虽然能够通过技术溢出产生一定的技术促进作用，但作用有限。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在华FDI的技术溢出作用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于在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基本上可分为两种观点，其一支持FDI在我国存在着较强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则倾向于认为，FDI在我国存在着一定的技术溢出，但溢出的效果并不显著。利用FDI及跨国公司转移的技术制造能力，对我国工业技术发展和技术结构升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外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我国发展经济，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与增加就业、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等相比，在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我们所获甚微。 除了导论外，本文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二章就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第三章通过构建一个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结果表明，在华FDI具有一定的技术进步作用，但总体上来看溢出效应有限，而跨国公司的技术控制、我国R&D的投入结构问题、“人力资本门槛”等都是制约在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主要因素；第四章对在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定性分析，并以我国手机产业发展的情况作为个案进行了分析，证实了第二部分计量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第五章部分对提升在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给出了一些对策建议。第六章是关于本文的一个结论。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选用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被解释变量，而没有如很多研究工作一样选用Feder模型或Borensztein模型，将产出作为被解释变量。严格的说，Feder模型或Borensztein模型研究的是FDI的产出溢出效应。虽然产出溢出中包含技术溢出的部分，但产出溢出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技术溢出。不仅如此，此类模型检验中所得到的FDI对GDP的贡献率不仅仅是技术外溢效应，还包括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可能对国内企业并未产生正的技术外溢，所谓的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可能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自身较高的生产率而产生的，直接受益人只有外资企业本身而已。因此，本文以技术进步率为被解释变量，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为解释变量，通过建立技术进步率与外商直接投资额的误差修正模型来探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关系，由此而避免了将产出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不足之处。 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应该重新定位我们利用外资的战略和政策措施。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应以“国家利益至上”作为我国引进和推动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指导原则，从而更好地实现在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为了能够有效地提高在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增强本国的吸收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目前提出的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对于提高吸收能力是非常关键的。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文章采用的是宏观数据模型，尽管宏观数据模型基本上可以透射出我们要分析的问题，但如果能够采集大量的企业及行业的数据，建立微观数据模型，就会使本文的分析更具精确性。对于这一点，我将在以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展开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