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筑过程中,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弥补了此前对环境保护的不足,对于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更加全面完善。我国形成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并存的双轨制的救济模式,二者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领域的适用范围高度契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作为一种非诉方式的救济程序,基于其高效性及成本优势在此项制度改革中成为前置于诉讼方式的程序安排。在多元化救济体系中面临生态环境损害事件,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与检察机关等多个主体可以选择多种救济途径参与保护生态利益。例如行政机关在本次制度改革中可以对生态环境损害事件提起索赔诉讼;环保等相关的社会组织与检察机关也可以对该损害事件依据传统的侵权法及环境保护法等实体法律依据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此同时,检察机关作为监督者还可以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践中就可能出现磋商与上述三类主体提起的三种诉讼程序之间并行的情形,在已有的规则体系中尚无关于作为非诉程序的磋商与相关诉讼衔接的明确规定,多元主体及不同制度之间缺乏协调,易导致成本的增加与程序的冗杂,与改革初衷相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了相关联的两类诉讼之间产生竞合时的处理原则,但磋商作为狭义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前置程序如何与广义的赔偿制度中与针对同一损害事件由不同主体提起的各类相关诉讼程序及其诉前程序相衔接?为解决上述问题,从梳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性质及理论基础出发,结合现有规定以及司法案例中的实践现状,分别讨论磋商与上述三种诉讼及其诉前程序之间在对同一生态环境损害事件进行救济与索赔时可能出现的衔接情形,结合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提出的司法权、行政权与监督权权力运行逻辑,对磋商与上述相关诉讼的衔接提出完善建议,主要包括引入磋商优先原则、完善磋商程序的信息公开以及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与检察机关的建议对启动磋商的影响。最终在多元化救济体系中构建出以磋商优先为原则,诉讼为补充,以行政机关为主导,社会组织与检察机关及时参与全过程并积极向行政机关提出建议的衔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