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中国30多年的法治建设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面临诸多的难题与挑战,国家推进型的法治建设路径以及“国家法中心主义”的秩序建构模式,在短期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以形成,但因缺乏社会的有效配合以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导致法治秩序难以生成。社会资本理论以其特有的理论旨趣和秩序解释框架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范式,在社会矛盾积聚的当下中国,关注社会资本与法治秩序之间的内在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采取了实证分析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等方法,对“法治中国”框架下的社会资本重建与秩序生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观点如下:一、社会资本:一种新的秩序解释范式社会资本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皮埃尔·布迪厄、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D.帕特南等为代表的学者们深入细致的研究,现已经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的重要理论范式。学者们虽然因为研究目的不同而未在社会资本的概念上达成共识,但对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方面却形成了一致的认识,即社会资本是蕴含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非物质性资源,组织网络、互惠规范、信任合作以及公民精神是当今时代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核。社会资本的理论旨趣在于重新认识社会结构中的信任、合作等非物质性资源在秩序生成中的价值,用以应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秩序风险和危机,并对既有的法治秩序构建路径进行反思与校正。社会资本理论以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作为分析进路,阐释社会资本与法治秩序之间的内在关系。微观层面是以个体为中心,研究社会个体所处的社会网络及其对网络资源的支配能力;中观层面是以集体为分析视角,研究社会资本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宏观层面则从民主法治的角度分析社会资本对法治秩序生成的重要意义。社会资本理论是基于解决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困扰而产生的,现代性以自由、平等、理性精神实现了世界的祛魅化、理性化和世俗化,然而,作为一把“双刃剑”,现代性也以一种“异化”的面孔带给了人类诸多的风险,包括共同道德规范式微、社会信任耗散以及社会非合作困境等;社会资本理论产生的理论动因是既有解释范式的局限,作为以往主流范式的理性选择理论在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多困境时,显得力不从心,对社会系统的功能紊乱和法治建设困境束手无策。社会资本理论通过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修正,基于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对现实中的法治难题给出了行之有效的理论解决方案,而公民社会理论的复兴、“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以及治理理论的兴起则为社会资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社会资本理论之所以是一种新的秩序解释范式,是因为其秩序解释框架的独特性和对既有理论的超越。社会资本理论以“经济人”和“社会人”作为基本预设,在肯定了人的经济属性的同时又肯定了人的社会属性,从而对人的自利与利他倾向以及合作动机予以了合理的解释,社会资本的理论基础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弥合社会分裂的现实需求,社会资本的理论结构则体现了多元主义的秩序框架,强调通过各种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之间的有效互动来推动法治秩序的生成。为此,社会资本理论的超越维度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自由主义的纠偏,社会资本理论承认自由的存在,但却要求这种自由是存在于一定的关系网络之中的自由,并受到各种规范和价值观的约束;二是对“国家法中心主义”的修正,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各种非正式规范是实现社会整合并增强正式制度运行实效的重要保证;三是对东西方文化裂痕的弥合,社会资本理论在强调西方的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和东方文化中的团体本位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东西方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元素进行有机结合;四是将公民文化纳入到秩序解释框架当中,从而使治理时代的秩序构想更加符合以公民精神为基础的权力制约和权利保护的法治价值意蕴。二、“法治中国”建设的社会资本基础及其秩序后果“法治中国”建设既需要国家进行顶层设计与推进,同时也需要具有强大整合力与自治力的社会作为支撑,那么,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就成为了决定“法治中国”建设成败的重要的非物质性要素。然而,从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的表现形态和当代社会资本的流失与异化状况来看,“法治中国”的建设缺少了与之相匹配的社会资本基础,从而造成法治发展的动力不足,进而影响到法治秩序的生成。传统中国基于专制主义和“家国同构”的政治格局,在以宗族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儒家伦理规范下,必然形成具有浓重的封闭性、等级性和裙带主义色彩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构成了封建秩序自洽性发展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使封建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逐渐瓦解,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全能型国家”主导下的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中,社会资本则呈现出“政治化”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革命化”的秩序格局,但终究因为权力与权利的畸形结构而走向社会失序。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的转型历程,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格局逐渐形成,中国的法治建设也由此拉开了帷幕。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原来“政治化”社会资本的生成土壤,但由于政治体制的固守和社会自治能力的欠缺,社会资本非但没有按预期走向健康快速的增量发展,反而陷入了流失与异化的窘境。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换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家族、单位不再是有效聚合社会资本的最佳网络结构,原有的道德规范体系也因“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而不敷使用,社会资本不断流失,社会陷入严重的信任危机之中。与社会资本流失相伴生的是社会资本的异化,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使现代社会资本生成和运行所需的基本框架得以形成,但以国家权力为主要推动力的改革路径因其浓重的建构色彩而使社会资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替与碰撞中偏离了应有的运行框架,社会资本的生成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宗族”痕迹和行政化色彩;社会公众参与社团组织往往以获取短期利益为主要价值导向,体现了明显的功利化心理,因而出现为私利而广结“关系网”的趋向;社会资本的运行逻辑则凸显了“权力中心主义”,并在权力的运作下通过“走后门”、“找关系”等方式使网络中的成员获取政治或经济利益;社会资本体现出封闭性和裙带主义特征,也因而无法形成广泛的社会信任。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流失与异化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传统社会资本的“路径依赖”效应使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具有通过“关系”实现自身利益和从熟人关系网络中获取资源的思维惯性;二是作为社会自治重要主体的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并未充分承担社会整合的使命与功能,缺乏培育社会资本的共同体空间;三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使不同阶层之间出现严重的分裂,阶层的固化和利益分配的失衡使阶层之间失去深度对话与合作的可能;四是权力与资本的畸形结合使“官”与“民”、“贫”与“富”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弱势心态”广泛弥漫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公权力的权威性缺失造成严重的政治信任危机;五是正式法律制度由于缺乏内在的价值品质和民意基础而无法承担起凝聚价值共识和制度信任的重任;六是网络媒体的不实报道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和社会资本的流失。社会资本的流失与异化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阻滞与消解因素,并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和法治秩序的生成。首先,由于政治生态恶化,贪腐案件频现,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遭受挑战,而且,由于强大的“关系网”严重侵蚀了社会公平,导致公民出现普遍的“被剥夺感”,政治合法性受到质疑;其次,社会资本演化为关系资本,作为正义的最后防线的司法机关的司法公信力严重消减,虽然对一些错案进行了亡羊补牢式的纠偏,但司法信任危机却未因此得到根本扭转,公众往往通过对司法的非理性参与来寻求司法正义的实现,而“民意”对司法的左右则使司法审判与司法对正义价值的追求处于不确定状态,并隐藏着社会失序的潜在风险;再次,社会资本的流失与异化引发市场经济伦理缺失,市场因缺乏基本的道德基础而陷入严重的“机会主义”,加之价值观的多元分裂和信任危机以及社会分裂与社会戾气的加重,使社会陷入“丛林化”生态。三、治理时代的社会资本重建及其秩序功能在治理时代,各个国家都在寻求建立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共治机制,以推动法治秩序的实现。但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转型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权利主义”的过度张扬与权利的冲突,公民过于专注于自身权利而缺乏社会责任与义务观念,公民精神衰退、政治参与冷漠以及社会的认同感与责任感不足,制度供给出现合法性危机等等,由此引发了国家治理的乏力和秩序风险。社会资本流失与异化表现为社会连接纽带松弛、传统伦理规范瓦解和个人主义的异化与误用,并成为当代法治建设难以进一步推进的主要诱因。由于社会资本的储备不足而使信任、互惠、合作理念与公民精神缺失,并导致不同群体与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分裂、价值共识与制度认同缺失、治理成本攀升与社会失序风险等,进而引发了治理时代的秩序危机。西方国家面对法治建设的困境,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加以应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确立的以追求公民自由为价值导向的自由主义法治,因形式理性与实质正义的分离而导致社会走向分裂,并陷入自生自发秩序危机之中;为克服自由主义的缺陷,福利国家希望通过广泛的经济、社会立法来推动社会公平和实质正义的实现,但权力的过度膨胀侵蚀了社会的自治空间,以权力和正式法律规则作为社会凝聚基础的方式同样陷入建构秩序的困境;治理理论基于摆脱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需要而兴起,为了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各国在探求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机制过程中,多采用鼓励公民参与社会团体的方式进行社会资本的重建,为治理秩序的生成提供社会资源。社会资本具有独特的秩序衍生机制和重要的法治秩序支撑功能。从秩序衍生机制来看,一是社会资本能够实现社会内部的整合,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的非政府组织是培养不同群体之间的信任与合作的主要网络载体,并通过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相互包容的价值观将“我”变成“我们”,防止社会出现分裂;二是社会资本能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平衡,社会资本通过将个体权利凝聚成强大的社会权力而使社会具备了与国家进行博弈与合作的能力,从而能够推进国家与社会良好关系框架的形成;三是社会资本通过多元规则的耦合机制使正式法律规范与非正式法律规范形成互补与互动关系。从秩序支撑功能来看,社会资本能够对权利进行横向平衡,减少权利冲突,对权力进行纵向分解,避免权力膨胀,而且,社会资本能够促进民主的发展与完善,实现建构秩序与自生自发秩序的契合,从而对法治秩序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历史传统、社会结构以及秩序生发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二者的法治的生发方式、生成路径和模式也不尽相同。法治具有制约权力和保护权利的普适性价值,但同时也不能否定因政治文化和现实国情的差异所导致的法治的地方性特质的存在。正因为法治地方性特质的存在,决定了世界各国法治建设的模式是多元化的,法治建设的具体路径与策略也是各异的。虽然西方发达国家与转型国家都存在因社会资本流失与异化而引发的法治困境,但由于具体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社会资本重建与法治建设路径应该是现实化、个性化与自主化的。四、当代中国社会资本重建与法治秩序生成的路径分析由于缺乏法治传统和相应的社会根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法治建设是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这种国家推进型的法治进路对于法律体系化的迅速形成是卓有成效的,但在缺少了社会的有效配合和有力支撑的情况下,法治建设因动力明显不足而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法律体系的完备与法律实效低下形成强烈的反差,民主制度与民主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法律权威不足及公民认同感缺乏等成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掣肘因素。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总结以往法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那么,唯有明确“法治中国”的时代内涵和建设目标,重新构建“法治中国”话语体系,才能进一步确立国家与社会之间合理的关系格局,在对国家与社会在法治建设中的角色予以重新定位的基础上,对既有的法治模式和建设路径进行校正与调整,建立国家建构与社会参与的双向治理机制和法治秩序生成机制。作为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动力的社会资本,其重建的基本策略是:其一,调整利益结构,以法治价值和理念确立利益结构的调整方向,重新建立利益分配的机制,增强弱势群体的政治话语权,防止权力寻租而导致的利益结构的失衡,推动利益结构的合理化发展以弥合阶层的分裂;其二,发展非政府组织,为社会公众之间的信任、合作以及公民精神的培育提供社会共同体空间;其三,通过确立宪法权威、增强制度的民意基础、完善法律体系以及实现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的耦合等方式重建制度信任;其四,重塑共享价值观,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精华以增强文化认同,培育具有包容性的公民文化,规范网络媒体并强化其价值观的引领功能。国家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社会资本的重建能够有效的推动治理法治化的发展进程,进而促进法治秩序的实现。治理法治化的基本面向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立权利保护的价值取向,在法治框架下推进改革发展以及通过多元民主参与实现社会公平等。社会资本重建对治理法治化的促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实现权力制约,重塑政治信任,促进理性协商,增强集体行动能力以及凝聚社会共识,增强公共政策合法性等方面。在治理法治化时代,“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多元的动力来源与动力机制。从动力来源来看,执政党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领导主体,社会公众在法治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国家机构是权力运行法治化的践行者,各类社团组织是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推进法治进程的重要角色。从动力机制来看,民主制度是法治秩序生成的动力机制,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协商民主制度,为多元治理提供民主平台。通过治理法治化的推进,未来中国必将呈现符合时代诉求的法治图景,即法律至上理念得以确立、良法体系得以构建、公共治理机制健全、善治实践得以运行,进而形成符合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法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