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文化传播和融合是蒙古帝国乃至元朝为人类历史上留下的一个贡献。考察孛儿只吉氏皇帝统治期间曾经发生过的文化“融合”气息,也就是“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间的互相影响,是本文出发点。对于宗教来说,“人际”关系往往是传播的关键,其中既包括高僧个人的修养、成就,也包括与之时代的配合。本文核心史料为元人留下的文集、传记,正史内容等内容,在认真研读前人研究成果上详细考察了海云、胆巴的生平事迹和在元朝文化史上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庆寿。文章分作三部分进行论述,即绪论、正文和结语,主要通过蒙元时期若干史实考证,说明文化“融合”中“人际”之重要。绪论介绍了本文选题及意义、国内外研究概况。正文共分三章,第一章,在已有史料基础上,以海云法师一生为线索,说明在金、蒙交替时期,海云及其师中观沼作为临济派高僧所表现出的睿智和决断,在时代变迁中海云不仅得到黄金家族成员们的敬重,更为忽必烈讲授“佛法”即“世间法”,为忽必烈的政治艺术做出自己贡献,从而青史留名。传承临济一派的高僧有可庵朗、荜庵满、西云安、智延、溥洽,他们以元大都路庆寿寺为中心,为元朝文化放一异彩。而在宗教方面,忽必烈最后皈依的,或者说,整个大元帝国所皈依的是藏传佛教的一支——萨迦派。八思巴是创建大元帝国宗教制度的最初、最主要的参与者,而胆巴正是其制度重要的巩固者之一。胆巴喇嘛以国师身份,在皇室中特殊地位为基础,建造寺庙、修缮寺庙,把藏传佛教在蒙古皇室中的影响力推及到与之联系的每一座寺庙,例如龙兴寺,白马寺。而寺庙实力的扩大意味着皇家、王室布施的慷慨,在元朝寺庙财力的雄厚也是与佛教至高地位相匹配的,也因为如此,胆巴也曾经卷入一场政治斗争,并因此而遭到流放。在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佛教的两种不同传承,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有着各自的特点,汉传这一支深深扎根于传统儒家文化,而藏传一派注重发展密宗神力,在忽必烈建立元帝国的过程中两者发挥过各自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代表人物有海云和八思巴。入元后临济、萨迦两派受到很高待遇,只是皇室倾向藏传佛教的态度越来越被制度化。通过临济正统传承根据地大庆寿寺和对胆巴一生史实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藏传佛教在文化传播中贡献是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