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择1933年的“丁玲事件”作为论述的切入口，将其视为一个剖面，以期由此回到“历史现场”，在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探讨1930年代文坛生态的同时，追问这一事件“非常态”的背后，新文学在生产、消费、流通等各环节与政治、商业、文化等诸多“非文学”因素发生联系的“常态”机制问题，以这个问题来考察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场”是如何建立自身合法性，以及如何被形塑出来。　　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引言对“丁玲事件”及其“前史”作一基本梳理，以1931年胡也频遇难，丁玲开始主编《北斗》杂志为缘起，叙述丁玲由“灰”到“红”的身份转变，而此即是她为国民党秘密警察列入逮捕名单之原因。　　第一章从报刊等第一手资料入手，考察“丁玲事件”发生后，各方力量（左翼、自由主义、大众舆论）等对此事件的言说。不同地位、背景的个人，如鲁迅、沈从文、胡适等也都从自身立场对此作了反应。其各自的意识形态、亲疏关系、政治立场都从他们的反应中呈现出来。　　第二章以良友公司运作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成为畅销书为例，讨论新书业与新文学的关系。本章的目的是想从报纸、书籍、出版等方面来看新文学在突发事件中引起的商业市场的反应。　　第三章引入“图像”这一重研究视野，考察在此事件的前后，丁玲被运作，被关注的不同与相同处，并进一步扩大视野，观照新文学的整体面貌中，“女性作家”的形象是如何被运作、被塑造、被消费，来讨论新文学内外的性别政治问题。　　第四章以文本对勘的方式，考察丁玲的“叙述史”问题，由此观照“官修史”与“个人史”所带来的“写什么”与“怎么写”的差异问题及其背后的“为什么”，看不同的历史是如何被叙述、被建构的。　　结语部分谈1934-1936年丁玲被囚居的情况以及外界对她的议论，在对史料的搜集梳理中对论文主体部分做一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