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制度是对有破产原因或者有破产原因之虞而又有再生希望的债务人实施的一种旨在挽救其生存的积极程序。它是一种积极挽救困境企业的再建型破产程序,它采取多种多样的措施使企业走出困境,避免因大型企业破产给社会带来的诸多不利因素。因此与传统破产法的清算型程序和和解制度相比,重整制度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制度。这种制度一经产生,便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美、法、日等许多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颁布新的破产法,将重整制度置于显著地位。我国于2006年8月正式通过并颁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新《破产法》),正式将重整制度纳入我国破产法体系,为我国破产法律制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新法实施的首要问题,于2007年4月12日公布了新《破产法》的第一个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管理人的选任办法做出了详细的规定。重整制度的建立无疑是我国破产立法的一个创举,但是同时它也面临着实践的考验。制度的运行依赖于相关主体,能否通过合理、有效的选任制度产生合格的重整人,决定了利益相关者的权利是否能得到公平且有效率的对待,重整计划是否能顺利制定并付诸实施,重整制度能否实现它的预期目标。在国外,重整人选任制度各不相同,但它们的构建都是结合了本国法律、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无论是理论的研究还是实践的应用都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我国破产法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也不应该忽视这一问题。新《破产法》颁布以前,我国也有学者对重整制度进行了研究,主要成果集中在对国外大量立法例、具体制度的介绍,并且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法学领域,由于国内理论和制度的缺失,一些成果不免出现同质化的现象,具体操作层面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更遑论产生出针对我国法律、经济、社会的现实状况的研究成果了。1999年“广国投”案及其后一系列事件充分证明仅有破产清算制度是无法完全解决当前经济中出现的问题的。我国正式建立重整制度,表明我国法律界充分认识到了重整制度的积极作用,顺应了世界立法潮流。但令人遗憾的是,新《破产法》对于重整制度的主体——重整人的选任仅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在随后的《规定》中,对重整人的选任办法作了相当程度的细化,从形式和程序上构建起了重整人选任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在新《破产法》正式生效后出现的第一个现实的重整案例的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就将我国重整人选任制度理论基础薄弱、实证经验匮乏、与社会现实契合度不足的缺点暴露无疑。在此情境下,重整人选任制度的基础理论研究、本土化的途径探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重整人选任制度的产生背景和基础理论为先导,然后在比较分析国外成熟的重整人选任制度的基础上确立研究的角度和进路,并以此为依托,对我国现行重整人选任制度的立法现状进行检讨,最后为制度操作层面的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重整人选任制度理论层面、规范层面、操作层面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力图完善我国的重整人选任制度,并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找到加以解决的准则。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论述:第一章:“构建重整人选任制度的背景”。本章主要介绍重整人选任制度的产生的制度背景、理论背景。重整人选任制度的特殊性由重整人特殊的职能、权利、义务决定,而重整人的上述特殊之处最终是由重整制度的特殊性决定的。重整制度的产生催生了重整人这一特殊主体,重整人的选任必须适应重整制度,因此,作为制度背景的重整制度的基本理论值得研究。另外,成功的重整人需要具备法律、经济、管理等多个领域的理论和技能,重整人的选任模式也取决于各种价值追求,所以,深厚的理论背景也是重整人选任制度的有力支撑。最后,本文通过对现实背景的简要分析揭示了构建重整人选任制度的现实意义。本章试图为后文关于完善我国重整人选任制度的论证提供理论层面上的参考和支撑。第二章:“重整人选任制度比较分析”。本章主要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分析。由于我国重整人制度基础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缺乏,要充分认识、研究重整人选任制度理论和现实,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对国外成熟的、具有代表性的制度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了解不同制度间的异同、优劣,并深入探析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将之作为我国制度完善的借鉴,先进的、合适的制度,我们可以引进、学习;落后的、不符合我国现实的制度,我们可以从中得到避免犯错的启示。本章主要将重整人选任制度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重整人的选任模式,目前在国外主要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重整人选任模式,本文在介绍这三种模式的同时,分别为每种模式选取了一到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分析,力求能探寻到产生不同模式的原因所在,在比较之后是对各种模式的一个评析,通过评析来总结我国在面临选任模式的选择时应当认清的社会现实和应当遵循的价值追求;其次是重整人的选任范围和入选条件,本部分首先对各国相关立法例做了比较,然后主要根据各国相关规定的相似之处进行分析,一方面,重整人的选任范围是严格受限于其所担负的职责的,因此,本文从重整人的职责切入,将其职责和符合这一职责要求的范围一一对应,然后加以整合归纳得出结论。另一方面,重整人的入选条件包括了其专业类别、水平和道德品质,这些内容也是通过与重整人的职责相结合进行分析的。本章力求为后文关于完善我国重整人选任制度的论证提供规范层面上的参考和支撑。第三章:“我国公司重整人选任制度的立法现状”。这部分致力于重整人选任制度规范层面的探讨,全面审视我国相关立法的进步以及不足之处。本章以新《破产法》和《规定》为主要评价对象,就重整人的选任模式、选任范围和入选条件等规定作了细致的分析,先为我国重整人选任制度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充分肯定了我国在相关立法中取得的进步及其创新之处,然后就是对相关立法规定存在的问题做出检讨。其中,本文尤其关注缺乏参与重整的债务人的明确资格限定、重整人的指定方式过于简单、管理人为主的重整管理模式存在弊端以及破产清算事务所的介入欠缺可能性和可操作性的问题,结合前文总结的理论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着重分析了问题的成因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为后文对症下药提供明确的方向和理论参考。第四章:“我国公司重整人选任制度的完善”。本章是对于重整人选任制度的操作层面的探讨。本章的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以我国构建和完善符合国情的重整人选任制度所具备的现实基础和应当遵循的价值追求为基础,提出我国重整人选任制度的基本设计思路;其次,针对第三章提到的具体问题,以基本设计思路为指导,力求为每个问题找到合理、可行的解决途径,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重整人选任制度。重整人选任制度伴随着重整制度而生,在我国是一个全新的制度,面临着因这个制度而产生的现实情况的考验。作为一个制度的主体,重整人的选任是重整制度得以顺利运行并最终达成制度设计目的的举足轻重的一步。我国的重整人选任制度还应该通过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日后的实践继续进行完善,找到最理想的指定方式和权利均衡配置模式,最终达成“共赢”的博弈结果。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对这一制度的介绍、分析,对我国的重整人选任制度,或者说,对我国的重整制度的完善能产生些许裨益。本文创新之处:首先,现有的文献中对于重整人选任制度都只是进行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对比性介绍,视角也多局限于法学领域,且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对于我国立法的借鉴意义比较有限。本文对相关理论、文献进行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对重整人选任制度从背景、理论、比较、实践等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一个全景式的较深的阐述。其次,本文在全面分析国外不同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审视我国新《破产法》中确立的选任制度,指出了现行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力求能够对完善我国重整人选任制度提供可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本文不足之处: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加之相关文献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本文的文献收集工作比较欠缺,部分观点和论证从文献获得的支撑稍显薄弱。另外,由于重整制度在国内缺乏足够的案例,因此,本文的实证分析也较难展开,更多的是理论上、逻辑上的分析和论证,有的观点出现谬误在所难免。以上问题只能在日后更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中加以解决,以求找到更妥当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