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的实施,该法第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确定了公司股东的解散请求权,为陷入公司僵局的公司股东提供了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的最终解决方式的选择权。但由于我国的司法解散制度刚刚起步,虽然后有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新公司法的司法解散制度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对司法实践中运用该条作出了指导,但新的司法解散制度仍有不足。本文从我国公司僵局及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现状出发,分析了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种种现状,本人认为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平衡司法裁判权与公司自治权之间的关系,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并不冲突,关键在于司法干预的范围、方式与深度。从公司司法解散诉讼的发展来看,公司自治需要司法干预。因此,赋予法院裁判解散权从实质上来说正是出于保护股东利益的考虑。本文认为通过平衡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原则和其他救济措施补充原则的研究,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平衡各方利益,以达到完善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目的。本文的重点在于研究解决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措施,提出以强制股权转让的方式对目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替代性救济措施进行分析和研究,找出适合的方法,以维护各方利益。希望通过对我国股东诉请解散公司制度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分析,为完善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作探讨,逐步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公司僵局救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