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植物新品种作为人类智力劳动的新成果,在农业生产生活中日益扮演着越加重要的角色。植物新品种权作为一项特殊的知识产权,更是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内容,在农业知识产权领域中的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并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的相关权利义务规范。但是我国的《专利法》并不授予植物新品种专利权保护,《专利审查指南》中将“植物品种”解释成“植物”,规定植物是有生命的物体,没有被专利保护的权利。鉴于此,加强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已经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目前世界上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都对植物新品种采取最高强度的专利法保护,强化商业育种者的权利,以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目的;而以东南亚、非洲、拉美洲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更强调保护农民的权益,通过CBD公约和ITPGR公约扩大农民权,保障本国生物遗传资源的不外流等。我国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的完善,并且通过《植物新品种条例》这一行政法规来增强育种者的权利,激励生物技术领域的创新和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仍旧有非常多的弊端,比如权利保护的客体狭窄、内容简单空泛并难以实际落实等问题,都在很大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生物知识产权领域的发展,尤其是对转基因动植物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更为严重的阻碍。本文将针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专利法律保护的进一步完善和制度的改进进行研究,首先第一部分阐述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概况,包括植物新品种的相关概念、简要介绍国际上最普遍的三种保护模式:专门法保护模式、专利法保护模式和专门法专利法并行的保护模式,初步让读者了解目前我国对于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的情况。第二部分通过更加细致的分析我国现有植物新品种保护的问题,阐述我国目前保护植物新品种主要涉及到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种子法》以及《专利法》等法律法规的缺陷和不足。第三部分谈论我国植物新品种可专利性保护的必然性与可行性的发展趋势,并借鉴国际上通行做法的实践经验,进一步的论证植物新品种可专利性保护的未来发展趋势。对比分析UPOV公约、TRIPS协议、CBD公约与ITPGR公约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些国际条约来审视我国植物新品种专利保护的可行性,专利权授予的三个实质性条件: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来衡量植物新品种专利授权的可能性。最后一部分则主要是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专利保护的探索与展望,以及我国即将会面对的相关挑战。这一部分主要通过品种权与农民权的关系来分析二者之间涉及的权利限制问题,阐述农民权在植物新品种领域的重要性地位,以及拟提及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问题。简述美国植物新品种专利保护的发展历程,为我国立法提供借鉴以促进我国植物新品种领域的发展与完善。最后详述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新一轮挑战和应对策略。尽管目前在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上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仍旧困扰着我国众多学者。更有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情况并不适合完全采用国际上发达国家通行的对植物新品种全方位强力度的专利权进行保护,他们认为专利权赋予育种者合法的垄断性权利会损害公共利益,以至于限制了其他权利人相应的技术研发工作,会阻碍他人改良植物新品种的机会,还会损害农民的应有权益等。这是非常传统且保守的一种观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情况。还有另一些观点也是从审慎的立场和角度出发,认为我国不应当对转基因植物提供专利权保护,认为其对于广大农民的负面损害程度过高,易造成侵权等相应问题。但是我们应当知道,任何法律的施行,在起初都有无数的阻碍因素存在,保护“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以及农民的权益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便束手束脚。作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成员国,积极的应对与完善我国目前的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制度,立足国情的同时,及时与国际社会接轨更是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意在通过国际环境的整体发展趋势和立法的实际情况来呼吁我国在植物新品种领域能够顺应国际化的整体发展,通过较为详细的分析我国目前植物新品种立法的不足以及植物新品种可专利性的实质性条件等内容,建议我国能将植物新品种及其“生物学的生产方法”纳入到可专利保护的客体范围之内,并且把符合专利实质性和形式性条件的植物新品种授予专利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