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时代以降，汉代的学术主流，是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经学思想。自董仲舒起，汉代士人多以研习经学化的儒学思想为己务，确立了士人经师、王师的角色定位。在此学术语境下，扬雄（前53年-18年）基于对社会人生当下与过去未来的长远思考，重新审视六经，建构了以“玄”为世界万物本原的宇宙化生图景，并把它与人的生命相接通，为人性的善因确立了生命源头的根基。在此基础上，扬雄确立了唏圣成圣的价值追求，并提出了修善成圣的具体修养工夫。他根据时代需要，在经的标杆为《易》、传的标杆为《论语》这一见解的基础上，效法圣人孔子撰经（《太玄》）、作传（《法言》），暗以圣之时者自居，确立起经师、王师和民师而担荷天下和未来的角色。最终，扬雄的生命主体意识自觉豁显，以此昭示出士人生命主体意识的自觉。他这种关于士人生命主体的思考，对当时及后代士人，尤其是创建宋明心性之学的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的篇章结构如下:　　绪论，本部分主要梳理了自西汉末年至近现代，学界前辈对扬雄和《法言》的研究成果，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以此确立本文的写作缘起和写作意义，概述了主要的研究方法。　　第一部分，追求卓越、期许圣贤的心路历程。本部分从扬雄的学术生平谈起，交代其一生所历和主要著作。主要是透过揭示扬雄辞赋、《太玄》和《法言》的文本内容和主旨思想，探讨其一生最终以圣贤为归宿的学术心路历程的转化过程。　　第二部分，《法言》的经学语境指出，萌发于三代及三代以前的礼乐及由此发展演化出的经学文化，是扬雄《法言》一书诞生的厚重的经学哲学语境。扬雄的《法言》有着经学语境下宇宙图景的支撑。这一宇宙图景，揭示于《法言》所提到的他的仿《易》之作《太玄》。正是在《太玄》所勾画的宇宙图景的前提下，扬雄展开了其《法言》的相关论述。在汉代经学和卦气说的学术背景下，扬雄基于对六经的全新思考，建构了以“玄”为世界本原，借助阴阳五行生化万物的大化流行的宇宙图景，为经学精神的重建，确立了宇宙生成论的根基。依他之见，万物的性命由玄而来，每一物下贯着玄及由玄而来的玄道、五常之性、阴阳之气与五行之质，人尤其如此。于是大干世界成为一个以玄为本根的天人一体同构的世界。置身于这个世界中的人，形体来自这里的阴阳之气与五行之质，含具着玄道和五常。　　第三部分，经学的生命内在根据。本部分揭示，接续三代和三代以前的学术思想的孔子，曾在人的生命之中，为礼乐文化的昌行，寻找到了其内在根基，即生命内在的仁，提出仁学思想。与此相似，扬雄也着眼于人的生命，为礼乐文化找到内在根据，从而将经学的精神落实下贯到人性和人的生命，使礼乐文化和经学有了坚强的人性根基和人生命的内在根据。本章首先通过探讨扬雄人性论提出的学术背景，明确“性善恶混说”提出的现实需要，其次通过详细分析扬雄的人性论，阐发玄道下贯世间万物的过程中，赋予了人和万物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德，成为人性当中善因的根基，而这正是人之向善与礼乐文化得以推行的生命内在根据。其次揭示，扬雄通过对人性当中善恶因素的全新检视，明确了人能够通过修善而成圣。　　第四部分，经学语境下的人格期许。本部分指出，在扬雄看来，基于世界万物本原的玄造化大干世界过程中赋予万物的仁义礼智信之性的善的因素，人人拥有了成圣成贤的足够根据。成圣，也就成了人的终极应然追求。基于《法言》的文本，本部分主要通过对“心潜”、“唏圣”、“择师”和“学行”四种修养践行工夫的梳理，指明了扬雄涵养圣贤气象，成就圣贤人格，实现圣贤人生，担荷天下与未来的人生价值期许，阐发了扬雄唏圣成圣的修养途径。　　第五部分，士人生命主体意识的全新自觉。本部分主要揭示了扬雄唏圣成圣，撰《太玄》、作《法言》，为经师、王师和民师而担荷天下和未来，体现了扬雄的高度生命主体意识自觉，昭示的则是士人生命主体意识自觉。这一自觉的精神实质，即士人乃至所有人，应当接通宇宙根基的玄，以及由玄而来的仁义礼智信之德之性之道，成就玄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圣之时者。这种人格的期许，既是对自己的，又是对士人群体的。他创作《太玄》，让自己成了当代的伏羲、文王和孔子;又作《法言》，让自己成了新时代的孔子和其得意门生颜渊等，以此期许士人努力去做圣之时者，士人的生命主体意识自觉大显，士人的生命主体担当一览无余。本部分进一步指出，董仲舒所代表新兴的士人阶层，以经典合法解释者的身份，充当经师和王师的角色。但相较于扬雄而言，他们缺乏进一步的生命人格自信，至少没有看到他们期许圣贤，直担天下和未来的气魄，在这一点上，扬雄的生命主体意识无疑达到了历史性的至高点，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不朽的里程碑意义。文章最后扼要叙述了这一主体意识自觉对后代士人、尤其是对王通、韩愈和周敦颐及宋明理学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