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北平、上海等沦陷地区是一个特殊的空间区域，它们名义上保留了汪伪政权的“中华民国”称号，但实际上却处在日本侵略者的控制之中，这种政治局面使沦陷区人民的国民身份产生分裂感，落入实际上的“亡国奴”的处境，在以笔墨为表达工具的沦陷区文人那里，因此而形成了40年代的特殊写作，映照出属于那个时代的文人心态。本文希望对这一特殊空间的特殊表达有所描述和思考。　　作为沦陷时期文章与思想载体的，本文选择了上海的《古今》和北京的《艺文杂志》，它们分别是南北沦陷区规模与影响较大的文艺刊物，既带有沦陷区刊物的共同气质，又有地域差异所带来的不同面目，以此为个案，本文希望展现沦陷区写作的整体风貌。　　第一章，梳理《古今》《艺文杂志》出现的前文化环境。由于编者、主体作者多所相同，《古今》文章对30年代沪上小品文刊物《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表现出某种继承性，而不同于30年代的现实政治环境则造成了《古今》表达的特殊性。《艺文杂志》由周作人主持，他自20年代起即以主持刊物为自己每个阶段的思想主张建立表达空间，从《语丝》的“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到《骆驼草》发掘小品文的思想意义，再到《世界日报·明珠》副刊对“国难”问题的思考，随着40年代思想体系的建立，遂有《艺文杂志》作为新的思想实践的阵地而诞生。　　第二章，以沦陷区最重要的小品文刊物《古今》为案例，探讨沦陷区文人的写作状态。沦陷区文人以中国人而处于日伪政权统治的处境所造成的自我身份的分裂，是他们一切写作的现实动因;在《古今》“悼古伤今”的文章中，“过去”是由当下现实来选择的，易代之际的人物掌故与乡土风物写作因此走入他们的笔下，成为他们曲折地表达自己家国之思的“他人酒杯”。　　第三章，探讨周作人40年代的思想主张。周作人40年代思想体系的建构循着两条线交织前进，一是30年代以来对“国难”问题的思考，一是日军对中国部分领土实际占领后，周作人把“作为主权的国家已经沦亡和分裂”作为他自己所理解的政治现实。因而，40年代的周作人，在把“民族”与“国家”相分离的前提下，致力于以“民族复兴”为终极目标的“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思想体系的建构。他不断推动思考向自己要达致的目标前进，但思想本身的某些环节又不断地对这一前进产生挽阻，形成周作人40年代思想的复杂性，这是他自身所带有的全部文化传统与40年代现实政治环境相互碰撞和争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