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一直是全球力求解决的问题，中国为加速世界的减贫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截至2019年，中国仍有551万贫困人口，尤其是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2020年要确保贫困县脱贫，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其区域性整体脱贫的目标刻不容缓，减贫工作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金融在减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定程度上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金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贵州省共计88个县，其中66个县被纳入乌蒙山、武陵山和滇黔桂石漠化区三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及贫困强度比较严峻。因此探讨如何让县域金融发展在贫困减缓中更好的发挥作用显得非常重要。而这就需要分析县域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关联度如何？作用机制是什么？
　　本文基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文献，采取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式研究贵州省县域金融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理论层面，本文首先介绍了县域金融发展和贫困的概念以及度量方法，梳理了金融发展以及贫困的相关理论，随后分析了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机制。最后，分析概述了贵州省国家级贫困县的金融发展及贫困现状。实证层面，本文以贵州省49个国家级贫困县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实际分别以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度量金融发展水平，以收入贫困、教育贫困以及医疗贫困度量贫困状况。选取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以产业结构作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模型，检验县域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得到结论：（1）县域金融发展规模对收入贫困具有双重门槛。当第一产业占比较大时，不利于收入贫困减缓，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对收入贫困减缓的效应逐渐增强，尤其是当产业结构越过第二个门槛值时，减贫效应更大更显著。县域金融发展效率对收入贫困不存在门槛效应。（2）县域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对教育贫困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第一产业比重较大时，县域金融发展不利于教育贫困减缓，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县域金融发展可以较好地促进教育贫困减缓。（3）县域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对医疗贫困均存在单一门槛（门槛值均为0.6686）。在门槛值前后均表现为有利于医疗贫困减缓，且在跨越门槛值后县域金融发展效率的医疗减贫作用大于县域金融发展规模的医疗减贫作用。根据县域金融发展作用于贫困减缓的机制分析、贵州省国家级贫困县的现状分析，并结合实证检验结论提出提高金融发展水平、调整产业结构、政府在金融减贫事业中积极引导、扶持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创新之处：一是研究对象上，以贵州省49个国家级贫困县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更具有针对性；二是实证方法上，建立以产业结构作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模型，检验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三是贫困度量上，选取收入、教育、医疗对贫困进行刻画，多角度反映贫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