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试图从弗洛伊德理论体系的内在建构和方法论上观照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考察该理论在体系建构时的预设出发点和内在逻辑,并结合理论的时代和学术背景,探讨其内在矛盾如何产生,其深层结构又是如何在后继者的理论和创作中被选择、采纳和言说。本论文以弗洛伊德理论的两点自我矛盾为研究中心。其一是本体论结构的悖论。在体系构架上,弗洛伊德理论力图构建一个自足的诠释系统,在内容上超越了理性思维传统,而在结构上沿袭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力比多作为精神活动的根本能量,成为类本体论结构的原点,是不可撼动的先验概念；而爱欲本能与破坏本能、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本我与超我等等对立概念复活了柏拉图式的二元对立。其二是无意识理论的悖论。弗洛伊德假设无意识是潜伏的构念,具备一套与意识系统不同的原始语法,但在实践中,无意识必然通过意识而呈现,并通过语言和精神分析医师的诠释而反作用于意识。因此,事实上,无意识的语法已经预设于精神分析的理论框架中。这些矛盾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后继者的写作中得到了传承。本文探讨了理论的上述自我矛盾影响下的两个重要理论流派,其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态度和立场看似截然对立,但都继承了弗洛伊德理论内在矛盾的结构和逻辑。在本体论悖论的影响研究方面,本论文以当代法国女权主义的领军人物埃莱娜·西苏为例。西苏反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父权中心,要求以母性的力量与之相抗衡,却落入了弗洛伊德主义理论结构的窠臼：女权主义的言说自产生之刻,就不得不伴随着权力的角斗,对现有秩序的解构并非真正超越性别对立,而是将颠覆作为一种必须要背负的神圣使命,这样的绝对否定将走向另一种不自由的二元对立,导致其女权主义理论和书写之间,存在一种无法从内部加以调和的矛盾。女权主义对弗洛伊德学说的争议,从内容上是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反叛,但在理论建构上却成为其忠实的继承者,在精神分析的模型中,将颠覆等同于语词的替换或反义书写,而缺乏从根本上颠覆的力量。在无意识悖论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本论文以安德烈·布勒东为例。作为直接受弗洛伊德理论而产生的超现实主义流派的领军人物,布勒东要求反叛传统、否定中心、推翻逻辑,将写作的重心转移到真实的当下体验。但是,超现实主义者又将预设了一个先验的理论出发点,使反叛本身不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先在的必要条件。超现实主义者从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中看到了精神自由的现实化可能,但是,当自由成为标签化的必然选择,自由本身便不复存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回荡着对传统的反抗、叛逆和颠覆的声音,今日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态度亦是褒贬参半。然而,抨击其心理学神话的破产并不能抹杀这一理论对二十世纪思想史的重大贡献;而赞同其内容上的独创性和颠覆性价值时,也值得注意,弗洛伊德理论对二十世纪文学及文论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体系建构和方法论上。因此,本论文研究弗洛伊德理论的自我矛盾与其影响下的文学创作,以资观照一种理论在承继关系中的流变,一种话语体系得以在何种程度上被摹仿、转写、变形、支离和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