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苏轼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散文作品,其中有些早在十九世纪就被译成英文,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从那时至今,不断有中西方翻译家翻译其作品。但相对而言,对苏轼散文英译的研究十分少见。据本论文作者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已有的研究多是针对《前赤壁赋》的英译,有的则是在对整个古典散文英译研究中提及苏轼散文的某些句段。本文选取了译本较多的五篇苏轼散文,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对翟理斯和罗经国的两个译本进行对比研究。翟理斯于十九世纪末编译出版了一本《古文选珍》,收录了11篇苏轼散文,翟理斯的这本英译古代散文集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此书至今仍在国外出版发行。北大教授罗经国从《古文观止》中选取一些优秀古代散文,并译成英文,于2005年出版其英译散文集,其中含有5篇苏轼散文。本论文主要探讨了两位译者如何在语言、文化及交际三个维度进行转换的。其中语言维度的转换主要从语言的简洁性,对偶、排比句及形象表达三个角度进行对比分析；文化维度的转换主要从人名地名,时间年历,宗教词汇及典故翻译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交际维度的转换主要分析每篇散文中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是否在译文中传达出来。根据这三个方面的分析,论文又客观分析了两位译者对各自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所作出的适应性选择。研究发现,翟理斯和罗经国的译本都能体现译者对各自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从语言维看,翟理斯用词及句式更为简洁,适应了原文的简洁性,而罗经国补充了原文的省略成分,较多用到语法衔接手段,他的译本往往较长,但语言信息很清楚。翟理斯和罗经国总体上都能再现原文语言的形象性,并且都能尽量保留原文的对偶或排比句式。从文化维看,翟理斯人名地名及时间年历的处理方式,基本上是将不太重要的文化负载词省略掉或进行概略化翻译,对于重要的或读者较熟悉的,则用威式拼音法或公立年份译出,这体现了他对读者和原文的适应。罗经国则用拼音加加注的方式翻译,他的处理在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下能有利地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此外,作者根据对两译本的对比分析,提出游记体古典散文的翻译可以辅以图片和地图,使读者对所出现的地名有直观的印象；译者应尽量对原文的写作背景作一定交代,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文章的思想或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