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社会中,法律的合法性建立在传统、习俗、宗教等的基础之上,在现代社会中,这些传统的法律合法性资源式微,法律的合法性面临无所归依的境地。以近代自然法理论为代表的理想主义法律观侧重于阐发法律的规范有效性,将法的合法性建筑到人的理性和良知的基础上,但对法律的事实有效性语焉不详;以法律怀疑论和法律实证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法律观则侧重于阐发法律的事实有效性,甚至认为法律在现代失去了规范有效性,而只具有事实上的属性,法律所反映出的实质上是社会力量博弈的格局。哈贝马斯在对上述两种法律理论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双轨制的商谈法律理论,通过公众在建制性空间和非建制性空间中的话语交往生产出法律的事实有效性和规范有效性,由此,合法之法得以可能。法律合法性不是纯粹的法律理论的主题,它不仅是法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正如哈贝马斯的商谈法律理论最本质的观点是民主与法治的内在构成性,公民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的话语交往成为了生发法律合法性的源头活水。第一章主要分析合法之法这一概念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意义以及哈贝马斯研究合法之法的关怀。首先,合法之法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形式和合法性基础是不同的。粗线条而言,在前现代社会中,法律的规范有效性和事实有效性是混淆在一起的,法律的合法性来自于习俗、宗教、形而上学体系等;但是,现代社会中,随着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习俗、宗教、形而上学体系等已经被去魅,法律的合法性需要寻找新的基础。其次,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旗帜性人物,他研究合法之法的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关怀,不仅有寻探世俗社会守法依据的研究抱负,也有挖掘和重构社会主义法治传统的关怀旨向。第二章注重分析现代社会合法之法的内涵。从一般意义上的规范入手,从规范与事实的关系出发,探究规范的特征,通过研究事实与规范之间渐次紧密的关系,发现合法之法的双重属性,即事实上的有效性,或曰强制性,和规范上的有效性,或曰正当性。哈贝马斯通过批判理想主义法律观及现实主义法律观,区分合法之法和非法之法的区别,从而更加明确合法之法的内涵。第三章是全文的核心章节,探讨现代社会中合法之法的生成机制。哈贝马斯的方案是一种商议性的民主理论。他首先从人的交往属性出发,提出交往理性的概念,用以超越和批判工具理性和先验理性之于法律的观点。其次,从针对一般规范的商谈原则上升到针对法律的民主原则。最后,分析了商谈民主理论的内容,这一理论主张通过强公共领域（建制性的公民交往）和弱公共领域（非建制性的公民交往）的双轨驱动,以民主自决的方式建构合法之法,实际上展现了民主与法治的内在构成性。第四章主要分析与商谈民主理论相配套的法律范式,那就是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通过对资产阶级形式法范式和福利国家实质法范式的批判,提出了一种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在这种法律范式中,通过对法律普遍性作语用的理解,以及将公民权利落脚到最基本的交往权利,克服资产阶级形式法范式和福利国家实质法范式中对法律所作的刻板的、静态的、家长主义式的理解。第五章是对哈贝马斯合法之法理论的综合性反思。学界对哈贝马斯的法治思想持两种态度,一种是认为其理论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一种认为其理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操作性。在本章中,笔者试图提出自己的见解,指出合法之法理论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彼岸”或“此岸”的特征,并分析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意义。哈贝马斯的合法之法理论阐发了扎根在生活世界中的公民话语交往的力量,由公民话语交往推动建构的合法之法具有一种进化精神,这使合法之法并不遥远,就在此岸。另一方面,合法之法大理论的分析框架在现实情境中难免会疏漏显现,合法之法的跨语境水平、合理商谈的可能性争鸣以及将话语交往主要聚焦于语言的研究做法,都使得合法之法带有一定程度的乌托邦属性。合法之法的中国语境主要包括了合法之法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案的中国语境,思考合法之法的中国语境,重要地是理清合法之法的跨语境水平以及中国法治建设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