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个体。她出生于美国,成长在中国;受着东西方文化的影响;用英文创作,抒写着中国故事;她被称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却又同时受到来自这两个世界的批评。在美国,她受到指责是因为有学者认为她在文学创作上与其他几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如赫胥黎等相比,还不能算是最优秀的。但是,评委会解释说,他们根据的是诺贝尔先生生前留下的遗愿——将奖项颁给为世界文化传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的确,在西方看来,赛珍珠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先驱。正是在她的笔下,西方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的东方,一个不再是黄金遍地的东方。与此不同,赛珍珠在中国受到批评大都是因为学者认为她的作品歪曲了中国,篡改了中国社会文化,将一个“不真实的”东方带到了西方。但是在中国国内对赛珍珠的看法也是众说纷纭,有褒有贬。鉴于此,笔者希望能通过深入的研究,找出一个对赛珍珠合理的评价,探寻对其矛盾看法的缘由。论文选取了赛珍珠的英译本《水浒传》,All Men Are Brothers,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译本中的文化翻译问题。通过对比研究,笔者发现赛珍珠在翻译过程中同时采用了归化和异化手法。只不过两种手法使用的情景有所不同。归化主要运用在翻译宗教文化和作者语言上,而异化主要用在翻译人物对话方面。宗教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赛珍珠在翻译的过程中将东方的佛文化、道教文化替换成了西方人遵循的基督教文化。这样做,无疑拉近了译文与译文读者的心理距离,但也侵略了中国文化,剥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权利。同时,用归化的手法处理作者语言的效应是使得西方读者读起译文来像在读原文一样,似乎是在看一个西方作者如何描述中国。另一方面,在对话翻译中赛珍珠多采取了异化。异化理应是“透明地”展示他者文化的最好方式,因为它对原文重构得最少。但异化在翻译中又牵涉到译语与原语的功能是否对等的问题。通常,如果读者不具备足够的文化背景知识,对原文中的文化内容是不能完全地理解的。这样的话,字对字的译语在目标语读者身上产生的效应与原文期待的效果一定会有所差异。功能不对等,文化的传播就不能算是成功的。矛盾的是赛珍珠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失误却被认为是中国固有的文化而被广泛宣扬。更可悲的是,赛珍珠译文中滑稽的用语本是近乎“死译”的异化下的结果,却成为西方人嘲笑东方人民无知、愚昧的话题。笔者认为,赛珍珠的异化是一种有意地追求和宣传原语文化的表现,目的是在作品中持续一个“中国风情”主题,吸引西方人的眼球,而达到出版的目的。在学者们还在关于翻译是要归化还是要异化的问题中争论不休的时候,后殖民理论中新起的理论家霍米·巴巴提出了划时代的“杂合”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们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赛珍珠在翻译时同时使用了归化和异化手段,但却似乎两边不讨好。对双方文化的尊重并不简单地指归化和异化共同存在于翻译中,有时归化和异化的数量持平也不能维持双方的平等地位,因为译者归化和异化的意图并不单一。翻译应该要寻求融合的“第三空间”,因为身份是通过差异和认同共同构成的。“杂合”理论很好地解决了归化和异化的争辩,也为我们对赛珍珠作出评价提供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