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9号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把刑法第225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确定为非法经营罪。该罪是从1979年刑法规定的投机倒把罪发展而来。由于投机倒把罪外延繁杂，界限模糊，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在刑法修订时被取消，并设置了非法经营罪，对其中某些仍然需要由法律规范的非法经营行为，予以调整。作为一个具体的罪名，非法经营罪被放到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不可否认，非法经营罪的设置并非无懈可击。该罪名相应的保留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之弹性规定，使其难免具有“口袋罪”的某些特征。也因此使该罪名从设立之初，就引起了法学家的广泛关注。 事实上，我们甚至还来不及为投机倒把罪的取消而欢呼雀跃，伴随着非法经营罪这个新事物产生而出现的问题也纷至沓来。刑法修订后，非法经营罪成为变动最多的罪名。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涉及非法经营罪的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出台的司法解释，还有司法实践中也对非法经营罪进行了扩张。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断丰富了非法经营罪的内涵和外延，形成了非法经营犯罪构成的纷繁复杂局面，最终使非法经营罪“口袋化”趋势日益明显。目前，越来越多刑法中没有具体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被解释成非法经营罪，无论是经营资格违法、经营内容、还是经营方式，只要该经营活动被认为扰乱了市场秩序，如果刑法中没有更适合的具体罪名，则都可能以非法经营定罪处罚。 不难看出，非法经营罪“口袋化”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法律本身客观存在的局限性，空白罪状的设置所带来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无限制地运用扩大解释等等问题。非法经营罪“口袋化”，使该罪名的设置陷于种种困境。它违背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的谦抑性原则，造成了刑罚权的滥用，模糊了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的界限，也不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 尽管非法经营罪的设置带了一系列的问题，但对于该罪名的设置仍有相当的价值，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能片面的将非法经营罪“口袋化”之原因完全归责于立法或者司法。更不能因该罪名带来的问题就完全否认它存在价值，或者干脆取消该罪名。我国刑法已经步入罪刑法定的时代，灵活性必须以原则性为基础，任何与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刑事立法与司法都应当尽力避免。因此，如何合理地限制非法经营罪，将其纳入罪刑法定的轨道，这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们应当共同关注的课题。首先合理分解罪名来限制非法经营罪的立法扩张，其次对空白罪状进行的合理限制，以便最大限度的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和宗旨，再次合理进行司法解释来限制司法解释的无限扩大化，最后就是在正确合理的使用自由裁量权，加强刑事审判的事后监督，以便于限制该罪的“口袋化”趋势。在我国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国家刑罚权应尽量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应尽可能以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的惩戒以及企业自我监督来取代刑罚，以避免刑罚权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