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无论古今中外,翻译都起到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长期以来,翻译理论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究其原因,除历史上相关学科发展的稚嫩甚或付诸阙如等局限外,恐怕更与翻译界本身在方法论、认识论上普遍存在的误区有关。在方法论上,译界基本上囿于经验主义的窠臼,强调译者自身的修为和了悟,主要探讨单向度的语言层面的转换,以原作为皈依;在认识论上,译界内外对翻译理论或多或少持有一种虚无主义的立场,助长了一种理论和实践的二元对立的主导模式,结果自然陷入一种理论发展的非良性循环。然而,在近三十年(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因此,有人称,“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成果,就是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得以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Lefevere 1992: iii)翻译学也从此前要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发展为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方法上的支持的学科。但也必须指出的是,这一质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更不是无懈可击的。为此,首先我们有必要追溯造成这一转变的缘由。不难看出,西方哲学、文论的两大思潮(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次转移(从作者到作品/文本、从文本到读者),以及三个转向(非理性转向、语言论转向和文化转向),对翻译研究的重大影响。我们认为,一方面,西方译论从规范走向描写的发展过程中大多可以追溯到西方哲学与文论(包括语言学等)的发展,与其有着千丝万缕<WP=12>的联系。它从一种单向的吸收消化,在取得长足的进步后,积极融合多学科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创造性地将读者和译者的主体性纳入研究的视野,逐步发展为能为相关学科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的一门兼容性强的独立学科,可谓功不可没。另一方面,由于此前对上述学科的依赖性,其阐释框架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学科(特别是西方文论、语言学等)的局限,如从“作家中心”到“作品(文本)中心”、再到“读者中心”的两次大转移,尽管更新了自身的研究视角,扩展了其阐释维度,但仍然无法摆脱一个某种类似于“盲人摸象”的尴尬。探索的路径或显得相对单向、狭窄(如“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者中心”);或失之过泛(如无所不包的文化研究)。概言之,翻译研究走的是一条与西方文论大致相似的道路,只不过多了个“译者中心”。其特征基本上是以静态研究为主,动态研究为辅,各种理论各唱各的调,难以形成相互间的优势互补。百家争鸣之下,还是难以找到一个更为全面兼容、公允合理的阐释模式。就翻译研究而言,“原作中心”论可谓由来有自,尽管也曾受到质疑,但一直根深蒂固。奠基于此的中外传统译论莫不是以原作——这一不可动摇的上帝——为唯一的皈依的,原作与译作的关系常常表现为各种二元对立模式:创造/模仿、原生/派生、主体/客体、主动/被动、能指/所指、本质/现象、建设的/破坏的、独立的/从属的、男性的/女性的,第一项往往处于统治的优先地位。于是,译者的目的就是竭力向原作看齐,判断译作“好”“坏”这一二元对立标准就只能取决于与原作近似度的大小。然而,中外历史上的翻译案例却每每向这一观念提出挑战。有鉴于此,本文从德里达的解构立场出发,对这一形而上学观进行理论上的清算甚至颠覆,由此反思作者/原作中心这一逻各斯中心主义;通过追溯比较中西哲学的核心概念“道”(Tao)与“逻各斯”(Logos),认为,“作者/原作中心”论有其“道”或“逻各斯”的形上传承,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类对澄澈同一、具有“超验所指”的元语言的共同追求。从而辩证地表明,原作可以作为一个起点,并不能作为译者唯一的终极诉求;文本的意义并不在场,它总是处于无限的“延异”(Différance)、抹试、撒播、<WP=13>增补之中,在不同主体的相互阅读之中,亦即,“在作品的作品存在中,真理出现了,它就是存在者在作品上的开启。”(海德格尔 1989:254)由此从本质上质疑并解构“信”/“等值”这一中西传统的译学观。作者/原作中心这一神话的破除宣告了读者/译者的诞生与个性的解放。在创造读者/译者的同时,作者这一文本的上帝也就判决了自己的死亡,“正是在伟大的艺术中,艺术家与艺术相比才无足轻重,他就象一条通道,在创作中为打通达到作品的通道而自我消亡。”(海德格尔 1989:251)所有的书写都有赖于读者/译者的包容与接纳。在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空白地带为译者留下了一个能动的阐释空间,同时也能确保译者在无所作为的虚无和无所不为的万能之间有所为或/和有所不为。对历史上翻译现象进行的描写考察告诉我们,在一场作者、译者、读者与文本进行的对话中,译者和读者的话语角色并不是单一的、静态互斥的,而是复合的、动态互补的。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无可避免就会涉及对译者和读者的话语角色进行基本的分类。本文以为,译者可归为以下八种主要类型,即读者、作者、改写者、研究者、征服者、调解者、发言人、权力运作者;而就读者而言,可大致分为隐含的读者、执行者、协商者、赞助者等。从而为复调的对话思维的登场铺平道路。以上阐述告诉我们,翻译从来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译者(特别是后殖民时代的译者)常常不能惟原作是从,翻译成就了文本的再生(the after-life),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