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庸》学是清代《四书》学的组成部分,清代《四书》学又是清代学术的组成部分。将清代《中庸》学置于清代《四书》学及清代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是很有必要的。联系清代学术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从流派的角度来考察清代《中庸》学是本论文的基本思路。清代《中庸》学流派纷呈。明、清易代之际,王夫之反对王学、回归朱子,其学术卓然独立,博大精深,不属于某一个学术派别,他的《中庸》诠释著作体现了他对朱子之学由分歧到回归的心路历程。毛奇龄卫道王学、反对朱子,其学术属于王学一派,但已不囿于王学,回归传统经学是其学术重要倾向之一,他的《中庸》诠释著作激烈抨击朱子《章句》,对解放思想和促进人们对程朱理学的重新认识都有很大的作用。王夫之与毛奇龄的学术宗旨虽有很大不同,但在理学的反思和总结方面,他们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王学后劲奋起以救王学之弊,以昌明王学为己任,孙奇逢、李颙为其代表。孙奇逢调和程、朱,倡导实学；李颙倡导悔过自新、反之于躬的修身功夫。他们的《中庸》诠释著作体现了对王学的改造和修正,以及以实学、实行、实用纠王学之空疏的学术主张。继孙奇逢之后,颜元、李塨否定一切既成的思想学说,开创了特立独行的颜、李学派。颜元倡导“习行经济”,李塨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术思想,他们的《中庸》诠释著作体现了批判理学、切于实用的学术主张。程朱理学是清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奉行程朱理学的理学官僚在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和有清一代统治的稳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陆陇其的《中庸》诠释著作一以朱学为宗,刊除异说甚严,羽翼朱子之功为巨；李光地的《中庸》诠释著作体现了其以明理为旨归的学术取向,同时亦体现了其与朱子学之歧异。考据学作为有清一代的主要学术形态,发端于清初,极盛于乾嘉时期。清代考据学在《中庸》方面的成就以阎若璩、翟灏为代表。阎若璩对《中庸》中的地理、人名、典制等进行考证；翟灏对历代有关《中庸》文本、内容的不同说法进行罗列、考证,是一部关于《中庸》考证的集大成之作。清末,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和国内矛盾的逐渐激化,有识之士试图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变法图强之路。郭嵩焘的《中庸章句质疑》所阐发的立身制行思想,康有为的《中庸注》所阐发的立教改制思想,即是把儒家经典与现实政治结合在一起的经世之作。清代的《中庸》研究,各个阶段的发展并不平衡。清初流派众多,本论文从“学术转型”的角度,对王夫之、毛奇龄的《中庸》诠释著作进行考察,并选取了“王学后劲”、“颜李学派”、“程朱学派”等的《中庸》诠释著作进行考察。清中期相对比较萧条,本论文从“考据学”的角度,对该时期的《中庸》诠释著作进行考察。清晚期表现了经世致用的特点,本论文对“今文经学”中的《中庸》研究进行了考察。根据清代《中庸》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本论文详于清初期,略于清中期、清晚期,以期对清代《中庸》学的整体状况能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