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儿”形式是我们从形式入手，对某音节加“儿”这一现象的概括，它指含有词缀或半词缀化的“儿”的结构，不包括“儿”的实义结构。河北方言中“X-儿”形式无论从读音来看，还是从其表义和语法功能的表现上来看情况都很复杂，加之河北方言的独特地理位置，对其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汉语方言的进一步研究提供重要语料，为共同语儿化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证据支持；另一方面，我们在语料详细描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一些深入的理论探讨，对儿化的性质、成因、音系地位以及“儿”的语素地位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丰富有关理论研究的内容。本文的语料主要来源于我们对河北省156个县市方言进行田野调查所得语料，观察和描写材料是我们研究的基础。在描写材料时我们采用点面结合的方法，既有分类型的整体描写，又有方言代表点的个案描写。在语料描写的基础上，以语音渐变理论、词汇扩散理论、非线性音系学有关理论以及语法化理论为指导，主要采用历史比较法、演绎推理和归纳考据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X-儿”形式的语音、语义和语法方面的特点、成因及其规律性作了深入探讨。全文共分七章，并附方言地图15幅。第一章概述部分，对河北方言的概况、“X-儿”形式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本课题的意义、研究依据的基础理论和运用的方法、语料来源和方言代表点选取原则以及文中术语、符号和常用概念等情况进行了论述和说明。第二章对河北156个县市方言中“儿”和“X-儿”的读音情况进行了详细描写，并附读音情况分布图7幅。从调查的材料看，“儿”在河北方言中有10种音值，分别为：（?）[ar]（?）。“X-儿”的读音类型共有独立音尾型、拼合型和化合型三种大类型，每个大类下面又分出几种不同的小类，主要有：（1）平舌元音独立音尾型。如迁西，迁安等。（2）卷舌元音独立音尾型。如定州、保定等。（3）边音独立音尾型。如井陉。（4）平舌元音拼合型。如迁安等。（5）卷舌元音拼合型。如定兴等。（6）边音拼合型。如柏乡等。（7）平舌元音韵尾型。如蔚县等。（8）边音韵尾型。如柏乡等。（9）单纯元音卷舌型。如石家庄等。（10）混合变化型。如赞皇、曲周等。其中边音独立音尾型、平舌元音韵尾型、边音韵尾型和混合变化型的读音类型是河北方言中未见前人报道过的新读音类型。在语料描写的过程中，我们除分类型的对全省情况的整体描写外，还选取新乐、定州、蔚县、柏乡等11个方言代表点，对其音系及“X-儿”的读音情况进行了比较具体地描写。第三章在前文的基础上，对河北方言中“X-儿”形式的读音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对其读音复杂性的成因进行了理论探讨，同时对其进行了特征几何诠释。我们发现：在河北方言中，我们按韵尾的不同，将基本韵母分成开尾韵母（无尾韵）、元音尾韵母、鼻音尾韵母、入声韵母（在尚有入声的县市）和“儿”韵母五大类，各类韵母与其“X-儿”的读音类型之间有一定的规律性对应，但有特例存在。从与普通话比较的角度来看，河北方言中儿化韵具体音值和儿化韵的归并情况与普通话并不完全一致。从儿化韵的音值上看，与普通话差异最明显的是后鼻音尾韵母的儿化韵，主要是在河北的很多县市其儿化韵没有鼻化色彩。河北方言中“X-儿”的读音之所以如此复杂，是由于不同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不同方言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使它们反映了儿化不同的历时层次。最后我们用特征几何理论对“X-儿”语音的形成进行了简要说明。第四章对河北方言中“X-儿”形式的读音历时过程进行了分析，同时对与其相关的“儿”音值的历史演变、“X-儿”独立音尾型读音的性质、“X-儿”中的音变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将方言语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探讨了河北方言中“X-儿”语音演变的时代问题。在河北方言中，“X-儿”的读音形式，呈现出了：“独立音尾→拼合→化合”这样一个连续的演变过程。河北方言中“X-儿”读音，是不同音值的“儿”与前面音节逐步合音的结果。主要有三个大的相互平行发展的连续系统：卷舌（?）式系统、平舌（?）式系统、边音（?）式系统。不论是哪种类型的“X-儿”语音系统，它的发展演变都是受一个共同的规律在支配，那就是“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原则。“儿”音的语音特征与前面音节韵母的韵尾或韵腹的语音特征是否冲突，是决定其在历时过程中次序先后的决定因素，有冲突的发展得慢，无冲突的发展得快，冲突小的发展得较快。各个系统儿化韵发展的最终的趋势都是由繁趋简，儿化韵不断归并，数量不断减少。对于与“X-儿”演变相关的几个问题，我们在充分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上认为：（1）儿音发展的大致轮廓如下：（2）河北方言中独立音尾式读音类型时间层次早于化合型的读音类型。（3）河北方言中的音变现象，为我们研究“儿”尾的轻声年代及其化合形式的产生都是很有意义的。（4）“儿”音的轻声化当发生在明代之前，大致在元明之间。（5）“X-儿”语音化合形式的产生当在金元至明之间。第五章对河北方言中“X-儿”的表义特点及其认知基础进行了研究。一方面我们对河北方言中X涉及的范围及“X-儿”的语义特点进行了描写。另一方面我们从认知的角度，对其表义特点的形成进行了解释，并结合历史文献对其进行印证，同时说明了“儿”语义的变化过程。河北方言中“X-儿”中X的分布范围主要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量词、代词、拟声词，以及具有这几类词特点的结构形式。“X-儿”的词类各不相同，而其语义却有着相似性。“X-儿”的语义相似表现在两个方面：1指称“小”义：2表达一定感情色彩。“X-儿”类词以“儿”为形式标记形成了“表小称爱”这样一种语义范畴的类聚。“X-儿”类词的产生是以这样的前提为条件的，即是人由自身及它物的结果。具体来说它是以这样的认知为基础的：由人的“小者”称“儿”，进而推及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中的小者，从而出现了“牛儿、狗儿、桃儿、杏儿……”，再进而到无生命的器具、天文、地理类名词，指其形状、体积、面积等较小者，形成了“刀儿、小雨儿、村儿、沟儿、……”等。表达喜爱的感情色彩的用法是与其表“小”义密不可分的，因为小的东西会让人觉得可爱，从而使“儿”具有了表达“喜爱的感情色彩”的意义。我们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查检可以勾勒出“X-儿”类词的形成过程如下：不附于词后→附于人名（小名）／卑微职业名词后→附于表有生命的动物名词→无生命的器具、人体、服饰、抽象名词、称谓、地理建筑、方位、时间名词后→附于数词后→附于量词、动词、形容词后→附于副词后→附于的字结构后→附于拟声词后、固定结构、名词重叠式后。这个过程正好印证了它的认知基础。“儿”语义在“X-儿”类词形成过程中，其语义的磨损是一个渐变过程。“儿”语义由实义到虚化，而成为一个虚语素的过程，是它的“表小”义位的引申和发展的结果，而在它出现了作为合成词语素进而引申出各种用法之后，它的实义仍然存在，而在它的“表小义”弱化和虚化以后，它的“表小义”这个义位仍然在一些词中体现出来。第六章对河北方言中“X-儿”形式的特殊语法功能以及与其相关的语法功能的地域性、特殊语法功能的“X-儿”形式的来源、“X-儿”反映出的音义关联的演变模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河北方言中“X-儿”中的“儿”除了构词、别义等语法功能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地域性的语法功能，这种用法主要分布在唐山、丰润、丰南、遵化、玉田、滦县、滦南、乐亭、昌黎、秦皇岛、青龙等地。它特殊的语法功能主要有：（1）“儿”用在“A儿去咧”结构中，“儿”不能独立成音节，“A儿”的读音是儿化形式，其表现了一种实现的语法意义。不独立成音节的“儿”的语法功能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了₁”。（2）“儿”用在“名词+儿”中，其中“儿”相当于“里”。（3）“V-儿”相当于“V的”结构。（4）用在“V-儿”中，“儿化”相当于时体虚成分或方位介词。在河北方言中，之所以“儿”的构词和表义功能具有地域性特点，反映了“儿”尾与“子”尾词的竞争关系。河北方言中“X-儿”形式的句法多能性不是其语法功能的扩展，而说明了它是一种同形异源的叠置结构，“X-儿”应该有不同的来源，除了像普通话那样来源于“日”“里”的儿化词，还来源于其它与“了、得、着、到、在”语法功能相当的读音弱化的虚成分（?）。“X-儿”的语音形式是历时过程的积淀，是历时音变在共时平面的体现，而它又不是一种单纯的语流音变现象，它的变化和一定的语义和语法相关，它的音变已不是一种简单的纯语音过程，而代表了汉语派生音系统，包括Z变音、D变音和小称变音等所特有的一种音义关联的音变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语义的虚化与语音的轻声化是其变化的一个关键步骤。从独立音尾向拼合型语音的变化是由轻声化引起的，轻声化又是由语义的变化引发的语音变化，此后这个变化过程又受到了语音系统的制约，它是一个音义互动过程，它同时联结着语音和语义两个层面。而从拼合型读音向化合型读音以及化合型读音内部的语音变化，诸如变声、变调、变韵等，则是一种受语音条件制约的过程。所以我们说“X-儿”语音的变化包括两个性质不同的变化过程，这个音义互动的演变模式不是“X-儿”所独有的，其它的派生音系统的演变与此相同。最后，我们在前文的基础上，对“儿化现象的产生是外来因素，主要是阿尔泰语影响的结果”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前人之所以认为它不是汉语自身的产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儿”已经不限于用在名词中，副词、动词或形容词后面加上“儿”字构成的不是名词，这跟“儿尾”的构词规则相矛盾。从前文我们对“X-儿”类词产生的过程及其中“儿”语义的变化来看，不论是读儿尾的还是儿化的词，它们的产生都是名词“儿”语义逐渐虚化，直至在读音上与前一音节发生化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语义和语音是两个互相影响，共同作用的因素。“X-儿”类词所共有的特征不是某个词类的特征，而是“表小称爱”这样一个语义特征。所以我们说儿化的产生当是由“儿”语义的虚化导致了语音上的变化这样一个音义互动过程的结果。阿尔泰语对儿化的产生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有可能加快了儿化的步伐或对儿化的结果起到了加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