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学说是阳明学术思想的其中一个重要主张。自提出之日起到现在，人们对此命题的探讨仍然趋于激烈。近年来，在众多的重大研究成果中仍存在两点不足：1．对“知行合一”命题的本体论意义探讨仍欠不足；2．未认识到“知行合一”命题是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与道德修养论的融合统一。鉴于此，本文认为“知行合一”哲学命题仍有进一步商榷和考察的必要。因此，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揭示“知行合一”命题的思想主旨，探明其思想的真实意蕴以及整体思路结构，寻找到它所包含的诸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结。这样，我们就能够深刻理解阳明哲学体系的结构、形态和意义，并对“知行合一”哲学命题做出全面，正确的评价。 全文可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拟结合阳明的生活经历，对“知行合一”的形成轨迹，即社会历史背景做一粗略的勾勒，旨在说明他是如何在发现并克服朱子学说的内在矛盾当中自立新说的。其一，“知行合一”是对时弊而发；其二，“知行本体本来如是”。“知行合一”的提出是针对时弊的，但这并不是一种权宜的说法，它本身是有真理性的。同时又对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知行合一”命题的理论特质给予分析和阐述。其一，从“知行合一”说产生的社会背景来看，它是以“行”为主题的，即“知而必行”；其二，它也体现了对人的价值的重视。 第二部分作为文章的重点部分，主要从两个方面诠释“知行合一”说的思想内涵。其一，“知行合一”说是本体论命题。对这一命题的本论意义主要从两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方面，“知行合一”说与“心即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阳明在提出“心即理”后的第二年就提出了“知行合一”命题，认为“求理于物外”，“先知后行是冥行”，“妄做”，应“求理于吾心”，以“心理合一”，“知行合一”，这样才是“补偏救弊”的妙方。另一方面，对“知”、“行”的涵义，功能及其与“一”的关 二系进行了阐述。“知”作为凌驾于一切现实的知行之上的“知”是现实的知行的逻辑依据，相对于“知”，“行’有“意念之行’与“躬行践履”之行两种意义，在知行的发用流行过程中复归“良知”之“体”。正因为“知行”的“合一”不是“说”的问题，而是一个“做”的问题，所以它又有动态的意义。其二，“知行合一”说是一动态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在：第一，是本体论与道德修养论的统一。在良知的发用流行中，在“躬行践履”的道德实践中，以“良知”之“体”的最终复归为依据。第二，是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的统一；在道德修养实现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伴随着认识的方法，手段等问题；第三，是人性论与道德修养论的统一。“知行合一”正是在前三者的融合渗透中，集中概括和体现了人性的最终指向，指明了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即明心见性，返朴归真。也正是在这样的渗透统一中，体现出了“知行合一”命题的思想主旨和真实意蕴以及诸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结。 第三部分对“知行合一”说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做一简单阐述。既然“知行合一”是一个实践命题，它就并非远离尘世，独善其身的枯寂之学，而是积极人世，以治天下为己任的富有生气的哲学。它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一，在政治道德生活中的应用；其二，在教育生活中的应用；其三，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通过在这些声色货利等日常事务中的应用，使“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得到了实际的体现。 第四部分对“知行合一”说做一个基本的评价。其一，局限性。一个理论的提出，总是有其时代局限性的。作为“知行合一”也不例外。在其体系内总是存。在着“良知”之“体”等于同“良知”之“用”，同日又以“良知”之“体”为主的矛盾，这也是阳明体系不可克服的矛盾。其二、现代意义及价值。“知行合一”对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应吸取其精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