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经历四十多年的发展,经济实力整体已经显著增强,然而,传统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严重。依据《2018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我国在全球参与测评的180个国家中排名120,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仍面临着严峻挑战。此外,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时期,经济增速由高速发展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这说明我国正面临环境污染与经济下行的双重困局,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不协调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提高我国地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为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其中,绿色金融逐渐走进公众视野。绿色金融实现了绿色经济学与金融学有机结合,其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把环境作为考核贷款企业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的一项重要指标,把潜在环境风险纳入投融资决策机制中,从而降低环境污染,增强环保力度。生态效率强调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协调统一,如何利用绿色金融发展提高生态效率,对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困境,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文章梳理了绿色金融发展、生态效率的相关经济理论,主要涉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然后,从理论层面探究绿色金融发展影响生态效率的作用机制。提出绿色金融发展主要通过资本形成机制、资本配置机制、企业监督机制、创新激励机制四个机制影响生态效率。基于金融储蓄功能,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募集资金,然后遵照“赤道原则”等相关生态环境风险审核指南,对符合申请融资的项目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实现金融资本逐渐从高污染、高消耗类企业流向环保类企业,促进节能环保企业对新型环保技术、绿色产品等研发生产。四大影响机制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由此表现为绿色金融发展对生态效率的作用效果。其次,文章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全国30个省际地区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同时,利用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泰尔指数进行区域差异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生态效率整体较低,东、中、西三个地区生态效率差距较大,东部地区生态效率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生态效率的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及泰尔指数也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地区,表明东部地区不同省、市间的生态效率差异较大,而中部、西部地区生态效率的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及泰尔指数都较低,说明这两个地区省市间效率差异不大。在此基础上,文章利用Moran’I检验统计值对生态效率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生态效率存在空间效应,因此,文章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绿色金融发展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同时加入产业结构升级、科技水平、财政分权、对外开放程度、企业监督、人口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基于二进制邻接权重矩阵、反距离权重矩阵、交互权重矩阵的空间计量模型,绿色金融发展代理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影响系数都为正,说明绿色金融发展对生态效率的作用效果显著,且其存在正向促进作用。最后,文章根据绿色金融发展影响生态效率的实证结果,并结合我国国情,为发挥绿色金融在提高生态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中的作用,文章从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加强绿色金融信息共享与资源流动、加大环保资金投入力度角度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