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文化身份的建构，不仅来自自我和“他者”，也受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的影响。作品《追风筝的人》所描述的阿富汗移民，对自身的民族文化身份始终不能达成确切的认识。虽然身在美国，却不能融入真正的美国文化；虽然是阿富汗人，却与阿富汗隔着千里之遥。漂泊的阿富汗移民相对于美国本土生活的人来说是“局外人”；相对于坚守阿富汗的人他们是“美国人”。漂泊无依的阿富汗移民成了名符其实的“无家可归”。“边缘”“无根”的游离状态，使得阿富汗移民不得不思考造成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缺失的原因，进而探究其确切的文化身份。在东西两种文明的话语关系上，东方长期处于“他者”的从属地位；阿富汗民族被边缘化的特性以及作者胡塞尼所具有典型的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身份，是造成《追风筝的人》民族文化身份缺失的主要原因。民族文化身份缺失不仅呈现在阿富汗自身落后、恐怖事件不断升级上，还呈现在阿富汗移民心灵无所归属、主体灵魂无法获得赎救等方面。民族文化身份不是固定的，它随着历史、地域、文化的变迁，不断地建构又不断地消解。追寻流散者的文化身份过程中，“流亡”和“寻根”相互背离又相互依附，促使着流散者不断追寻真正属于他们的文化身份。对于流散他国的人而言，坚持单一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非同易事，而融合两种文化身份看似可行。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认为东西方二者并非存在绝对的力量对比，而是存在可以协商对话的空间。作品中主人公阿米尔竭力实现阿富汗移民可以“两全”的民族文化身份，“因为每逢春天到来，它总是每次融化一片雪花；而也许我刚刚看到的，正是第一片雪花的融化。”以阿米尔为代表的阿富汗移民一直想象着愿望的实现，但是最终仍然无法摆脱融合阿富汗和美国两种民族文化身份所缺乏坚实物质基础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