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姜女传说是中国四大传说之一,属于世代累积型的作品,由文人记载的“杞梁妻”、孟仲姿与民间流传的“孟姜女”熔铸而成。它发端于先秦,形成于隋唐,成熟和繁荣于宋元明清,蔓延至现当代。《左传》《礼记》《孟子》《列女传》、唐诗、敦煌变文、碑刻都留下了孟姜女故事生成与发展的痕迹,戏曲、曲艺促进了它的成熟并走向全面繁荣,与风物民俗的结合则使该传说的流布范围更广,和民众生活的联系更紧密。《左传》述杞梁妻不受齐侯郊外吊唁,意在强调礼法;《礼记》《孟子》凸显善哭而变国俗,宣扬了妇德;《列女传》《说苑》增添了天人感应下的崩城情节;发展至唐代,故事基本定型,“孟姜女,杞梁妻”不辞辛苦,为筑城的丈夫送寒衣,并哭倒长城。自此之后,孟姜女传说不再有质的变化。孟姜女传说在形成、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核心的情节要素,譬如千里寻夫、滴血认骨、哭崩长城这些情节普遍存在于明代以后的孟姜女文本和艺术表演之中。宏观来看,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以史传、方志、诗词、碑刻、民间故事、歌谣、唱春、宋元戏文、话本、杂剧、小说、地方戏曲、变文、宝卷、弹词、鼓词、子弟书、道情、时调、风物、民俗、绘画、面具等叙事载体传播。各种不同的叙事形式构成了容量极为可观的孟姜女文艺（1）或“孟姜女现象”,这给孟姜女传说的叙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孟姜女传说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吸纳其他故事中适宜的情节内容,以丰富自身。它还运用每一个时代新型的文艺形式,进行广泛的传播。其中,史述与诗词叙事、口传文学、戏剧、曲艺、小说等叙事方式是它最主要的传播媒介,它又与民俗相结合,成为许多地方的民俗事象。孟姜女传说的传播方式,归根结底,都属于叙事,只是叙事的目的和艺术手法不同而已。具体而言:史述秉承“史笔”的自律性,侧重实录、简洁,旨在教化;诗词叙事偏向于含蓄蕴藉,或歌咏,或托物言志;具有自娱自乐或“互娱”特性的口传文学,因其情节的传奇性和传播的灵活便捷性而推动了孟姜女故事走进“寻常百姓家”;相对较晚的由地方剧种改编、演出的姜女戏,具有直观性、生动性和艺术的综合性,并因融入了当地的民歌俗曲、风土人情而受到人们广泛的欢迎;在仪式剧中,祈求平安的孟姜女傩戏承载了祭祀、娱乐、教育的多重功能,是“祭中有戏,戏中有祭”的完美结合;另外,熊佛西在“五四”新思想指引下所创作的《长城之神》侧重于表现知识分子“激进与徘徊”的矛盾思想,谭毅、一行以角色独白构建的《孟姜女》话剧则是对“戏在内心”理念的一次有益尝试。孟姜女传说的曲艺形式有变文、宝卷、弹词、子弟书、时调等,它们总体上是以通俗浅显的口语讲唱为主,运用细腻的白描手法,叙写故事“微入毫发”,且能避免“唠叨繁琐”,加之表演者叙事状人,生动逼真,颇能赢得观众喜爱。在民俗文化叙事中,孟姜女传说一方面积极融入当地原有的民俗,另一方面生发新的风物和民俗事象。传说与地方风物、岁时习俗、人生礼俗和信仰风俗的结合,使孟姜女由凡人而升级为湖湘一带的“全能”保护神,成为民间神谱中不可或缺的神祇。由于孟姜女传说变异的空间有限,在通俗小说兴起的宋元之后,很少有人以孟姜女的传说为素材来创作长篇小说,而现当代小说家张恨水、苏童所创作的孟姜女中、长篇小说,无疑弥补了这方面的缺失。伴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创作主题上更为多元化,情感上更为个体化,形式上也有了更多尝试和创新。史述、口传文学、戏剧、曲艺、民俗五种主要叙事方式文体互动,多级传播,实现了该传说整体上的文化增值。孟姜女故事蕴含的反抗压迫、忠于爱情、追求自由等精神使其思想内容丰富、文化内涵厚重,不仅在国内超越时空界限,融汇各种文艺样式,形成了“孟姜女文化”,而且远播日本、朝鲜半岛、越南、英国、俄罗斯等国。本文以李朝时期使节所写的《燕行录》这一文献为依据,考察了姜女传说在古代朝鲜的传播情况,了解到燕行的使节们在观赏山海关有关孟姜女庙宇及其他“遗迹”时,常会以诗歌纡解行旅的疲惫与宣泄精神的苦闷,慰藉旅途之辛酸,并以姜女自比,表明忠贞不渝之节操。李朝使臣的孟姜女书写也为“孟姜女文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域外资料。本文在对孟姜女传说进行跨文体研究时,做到微观审视与宏观把握相结合。既梳理了孟姜女故事演变、发展的历程,又不拘泥于事实考据,而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叙事传统,合理借鉴国外叙事学理论,挖掘出孟姜女传说五种最主要的叙事方式各自的叙事策略、叙事话语、叙事修辞和叙事风格,并努力揭示这一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的土生土长的故事,何以会风靡大江南北、远播域外多国的原因,探索它能为当下中国文化的建设和传播提供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另外,在口传文学越来越式微的当下,如何依托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政策的支持,使古老的孟姜女传说,能够绵延不断地传承下去,并用新的艺术形式和新的媒介,让这一母题焕发出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