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对庄子和维特根斯坦做尝试性的比较研究，维特根斯坦是现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庄子是中国古代道家的代表人物。有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已经超越西方哲学的传统。为此，有可能也有必要对庄子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做一比较性考察。作为反传统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建设性的而是破坏性的。他们批判各自传统及其权威。庄子批判孔子;维特根斯坦反叛笛卡尔。他们都反对一成不变的传统思维模式或理论学说，主张消解哲学问题，使哲学回到生活本身来。他们使用的都是“负”的方法，而这正是我对庄子和维特根斯坦相通之处认识的出发点。本文着重考察庄子的“道”和维特根斯坦的“形而上学主体”这两个重要概念，围绕它们展开并讨论一些相关问题。　　道与形而上学主体既内在又超越，也就是说，“世界与人生为一体”。在庄子看来，道是“自本自根”，无所不在;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形而上学的主体，是世界的界限——而非世界的一部分”。他又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形而上学主体和世界合而为一。　　道与形而上学主体都彰显终极境域。在庄子看来，“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这就意味着“道”是在一切实体化和主客对立之前的状态，是人与天相构和之处。庄子认为从观念上知道是非、成毁“通为一”是一回事，而真能进入此通一境界、“得其环中”则是另一回事。放出光明的境域只有在彼此是非不得以而存在的终极处方能显现。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形而上学主体就是用来表示思维和语言的界限，也就是说，正是借以描述世界和表达思想的逻辑形式本身。如果人想获得他作为主体所遭遇的经验世界或现实世界的知识（全部真命题），他就只能把世界视为以逻辑形式为基础的世界，逻辑空间的结构（事实—基本事实—对象）决定了现实世界的所有可能性。维特根斯坦试图在严格贯彻的唯我论与纯粹的实在论之间建立一致性。语言的内在形式与世界的结构都已经预设了或共享了逻辑形式和整个逻辑空间。维特根斯坦的形而上学主体所要告诉的是命题、认知与世界相交接和相符合的可能。　　得道和达到形而上学主体都是为了实现自由。对庄子来说，人必须提升自己的存在到最高程度的自由。他将人的生命存在视为有如鲲鹏的变化与运动:“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通过鲲与鹏的变化与运动，所要传达的正是生命获取自由的信息:无论鲲之在水中的自由，或鹏之在风中的自由，都是有条件的自由，人的生命最终必须超越一切有条件的自由，从“有待”达到“无待”的自由。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实现自由、获得至福，就是要从“偶然”到“必然”，把经验主体升格为形而上学主体。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一种偶然的结果，没有任何必然性。世界意志是独立于经验主体的。经验主体是依赖于世界或世界意志。经验主体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世界是独立于我的意志的。维特根斯坦将独立于经验主体的意志世界（即所有实际情况、所有事实的总和）或世界意志视同于上帝或命运。事实都只是属于任务，而不属于解答。时空之内的生命之谜的解答在时空之外。因此，为了使存在获得意义，经验主体只能以某种方式超验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时空之外，使自己变成一个“界限”，使自己升格为形而上学主体。　　语言的界限，也就是说人类的语言是有局限性的。在庄子看来，语言与对象，根本上说是用有限去体现，所以如挟泰山而超北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语言进行辩论也是徒劳无功的，他说:“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家的问题和命题大多是由于不了解的语言的逻辑”。这里的“语言”是能够摹画世界、符合真正的逻辑形式、具有真值的事实语言或表象语言，而不是日常语言。日常语言固然有自己的形式和目的，但不同于表达思想或知识所需的表象语言的形式和目的，因此“语言遮饰着思想”，“人不可能从日常语言中直接获知语言逻辑”。能言说的、可说的只是万事万物一个非常狭小的部分和范围，而不可言说的则是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　　在说不说的东西的悖论上，庄子主张“得意忘言”而维特根斯坦则是“上楼拆梯”，两者可以合观。他们都认为语言是至关重要的，人类离不开语言。但同时，对语言又有高度的敏感和警惕。庄子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对庄子来说，目的已经完成，则手段不可执着，而必须“忘”。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他很明智地把他的哲学命题比做借以登高的梯子。“我的命题应当是以如下方式来阐明作用的:任何理解我的人，当他我的这些命题为梯级而超越了它们时，就会终于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在登上高处之后他必须把梯子扔掉。）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就会正确看待世界。”既然是梯子，其功用不过是一种供人使用的工具。这架梯子自然不是一种理论体系，不是目的本身，因而是必须丢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