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宗画派作为文人画派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中国传统绘画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明代著名学者兼画家董其昌(1555-1636年),率先提出了“画有南北宗,如禅家有南北二宗”之南北宗画派理论。南宗画派是相对于北宗画派其刚劲洒脱、钩斫有力、写实性强的表现方法而相左的一种表现形式,其表现特色为柔韧绵亘、潇洒苍润、水墨渲染的效果,是南宗画派的宗旨。在画法上废却“甜俗蹊径”匠气作风,强调画家本身个人修养、主张“以写代绘”,以富有书卷气、逸气作为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董其昌确定的南北宗绘画之分,严格意义上不是以地理区域的南北来区分的,而是以审美趋向、创作思想、精神境界、哲学观点、表现形式来划分的。这种观点不但在明末清初中国文化人阶层得到广泛认可,也于同时期传到了我们的邻国——当时幕府时代的日本,并随后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使得整个江户时期的日本绘画以此理论为主流,产生了大量的文人画画家。这个时代画家的文化力量如同优质种子,繁衍了日本绘画的繁荣,一直延伸到近代。比如,日本著名的南画家池大雅、与谢芜村、富冈铁斋等等历史上的日本文化是一个以汉字汉文化、儒家精神为其国家文化的躯干,道德取向也是以儒家文化价值观作为信仰的母体之一。因此,在江户时代(1640-1868年)的日本,很容易理解和接受董其昌提出的绘画南北宗理论。中国明清时代易换之际,又先后有大批画家、文人学者、画僧等志士仁人东渡,他们把这种当时作为导向性的文化思想带到了日本。在思想文化方面历来都师承中国文化的口本国度里,南北宗理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认可和尊重,并且广泛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接纳和支持,尤其是贵族阶层的推崇,使南宗绘画在短时期内得到了快速传播和发展。在明治维新以前的二百余年江户时代,从中国大陆传来的南宗绘画给日本绘画赋上了又一道彩虹,“同文同宗”的文化现象是我们今天也能够感觉得到的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中日文化历史上重要的一面。其中,富冈铁斋笃于中国文化,对南北宗理解较为深刻,创作了大量富有文人趣味的水墨画。因此,从“董其昌到富冈铁斋”的链接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必须重新探究、认识日本绘画受中国绘画影响之深,特别是受到中国南宗绘画的影响的历史事实,使之日本的传统绘画从“衍生”到“延伸”,再到发展的过程。让世人清晰地看到中日绘画之间的历史渊源和流向过程。以求证这一历史的客观性,把否认、淡化中国传统绘画对日本绘画影响的观点,以正本清源的学术态度,以史实为依据,进行重新认识,消除存在于中日绘画史上的一些误解和偏见,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以史为鉴,以期取得更大的发展。同时,对源于中国的水墨画之精神内涵,修身养性的客观存在,有一个更为国际化的认识。日本南画最早问世的实例,是18世纪以后几位供职于地方武士的小官,凭着本身汉学修养,透过画谱探索笔法,如:祉园南海(1676-1751)、彭城百川(1697-1752)、柳泽淇园(1703-1758)等人,绘画以临摹作为起点,虽然有间接抄袭明清作风之嫌,但是也学习到了绘画的真髓,摄取到了其中之精华。18世纪中叶,生活在京都地方的池大雅(1723-1776)、与谢芜村(1716-1783)是其中最为出色的画家。他们双双扬名画坛,代表了日本南画开始有个性鲜明,又巧妙地溶入了日本情调,本地性格浓郁画风的出现。他们两人被誉为日本南画的完成者,善于吸收南宗的传统笔墨,独自开创地域性风土神采。他们两位都是晚年活跃于京都的职业画家,池大雅早年以绘扇面为生,是典型的市井画工。与谢芜村是学俳谐出身,待老来骛画,生活才得以安定。大雅和芜村生活在一个基本上以儒教文化为大环境的江户时代,与南宗绘画所标榜的“气韵”和士大夫的悠游自适,有其共鸣。池大雅他们与学习文人画时,能以自己的方式去领会,形成了南画的日本特色。不只是在京都、大阪高手辈出,江户一地也群英并立,甚至偏远乡村也迭有人才。大抵上南画家都有一定的汉学素养,不但是好学者,还是鉴赏家,也曾是知书达理的小官吏,所以深谙文人画品格的高洁耿介。与此同时,当日本的上层人士可以拥抱南画的山水,来提升文人的涵养与情操的时候,适合一般民众欣赏口味的京都写生派应时诞生了,它接纳了写生手法,描写人们眼中的现实世界,广受市民阶层欢迎。今天只要是去过日本的人,尤其是去过古都奈良、京都等地的人们,就会感到华夏文化的遗风依在,唐宋文明遗产的延伸在亚太地域最东端的日本。这一事实,让我们不得不用直线描绘这段历史过程。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现代国家概念上划分出了中国和日本是两个国家。但用历史地理文化圈上这个观点来看,中日两国就是一个共同文化圈。甚至包括现在的朝鲜、韩国、琉球等地。这个地域历史悠久,在民族之间的交往历史上,就象是几个兄弟之间的交流。不像国家范围之间的异域文化的存在。漫长的历史时代中,中日两国基本上是以一种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关系。不可否认,因为近代史上的日本的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其他的原因,使得两个国家之间的手足之情,一衣带水的和睦关系遭到破坏,民族之间的信任、感情也受到严重损害。并且基于二战以后的中日两国的价值观的分歧,在某些方面的交流形成了一段时间上的隔阂甚至中断。因为这种隔阂和中断就必然会产生一些误会和误解。由于误会误解而出现的某些论调,就导致产生了误读甚至误导。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把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混淆不清,以讹传訛的现象时有发生。正所谓“汉文有道恩犹薄,不求回报施广仁”,虽然中日邦交恢复以后的几十年中这种现象有所改变,但是在文化历史的根本上,有时还是缺乏实际了解,而造成了一直是处于地理距离上的最近的中日两国,而在学术交流的距离上恰恰是最远的国家。这种现象至今亦然存在,这就需要我们真切地关注这个问题。日中两国学者、文化人要以科学的态度和以历史事实的客观来了解两国的过去和现在,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寻找一些被遗忘的存在,用来证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需要我们对二国之间的文化现象做出更客观、更精确的判断。解释历史上的文化尊重和现代的文化抵触现象。我们今天应该以非常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些问题,讨论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正本清源的对待中国绘画和日本绘画的重要历史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