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羚羊与秧鸡》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一部反乌托邦预言小说。作者用冷峻戏谑的笔锋、丰富骇人的意象、交叉并进的复式结构,绘制了一幅灾难般的世界末日图景,更构筑了一个人性被极端扭曲和异化的世界。作品中的异化着重表现为理性的异化、道德的异化和社会关系的异化。论文基于文本,对这些异化现象进行考究,对其成因进行剖析,并归纳作者对异化的救赎之道的思考。异化一直与人类社会相伴相随。最初的异化概念存在于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的神学等精神层面。但从马克思开始,异化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并在现代、后现代的语境中获得更为丰富的内涵。本论文着重探讨异化在《羚羊与秧鸡》中的具体表现,主要从理性异化、道德异化和社会关系异化这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理性异化具体表现为科学理性的主导,人文理性的没落以及生态理性的丧失;道德异化具体表现为对动物生命的漠视、是非观的扭曲以及基因人所致的伦理危机;社会关系异化则表现为爱情的异化、友情的异化及亲情的异化。异化在《羚羊与秧鸡》中产生的原因同样值得学者深入思考。本文认为科技的滥用、权力的管控和现代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是导致异化现象的主要原因。科技的绝对化与单一化造成了科技的无限滥用;权力通过规训与裁决等手段完成了对人们的全面管控;不合理的劳动分工与资本主义的效用与增殖原则是该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内在且根本性矛盾。面对腐朽、病态的异化社会,阿特伍德在人们对科技的重识,对生命的重视以及对精神文明的重建等方面寄托了异化得以救赎的期望和信心。《羚羊与秧鸡》是富有洞见的预言小说。论文通过对其中异化的表象、成因及解决之道的分析,可为异化未来可能出现的新表征与新变化提供前瞻性的认识,有助于减轻异化的危害,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