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计信息披露漫长的发展变迁中,会计信息披露发展的动因在于不断满足会计环境变化所导致的对会计信息的新需求。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委托代理关系进一步发展,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披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投资者需要综合更多的会计信息来决策;管理者期望通过更多的会计信息披露来反映自己的业绩;政府也需要更多的会计信息来判断企业的管理是否规范。强制性披露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自愿性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会计造假、虚假会计信息的披露等也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证券市场面临着诚信危机,公众对于证券市场的信任度有所下降。上市公司为了向市场传递一个良好的信号也需要披露更多的自愿性信息,以此来博得广大投资者的信任。目前,我国是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为主,自愿性信息披露为辅。所谓强制性信息披露是指由公司法、证券法、会计准则和监管部门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上市公司必须披露的信息。自愿性信息披露,是相对强制性信息披露而言的,是指“在强制性披露的规则要求之外,公司管理层自主提供的关于公司财务和公司发展的其他方面相关信息”(Meek, Roberts & Gray, 1995)。本文采用的是实证相研究方法,运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研究背景,提出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并揭示其对于本文的启示。第三部分,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分别分析“委托代理理论”及“信号理论”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同时分析了我国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动因以及公司治理特征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委托代理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对自愿性信息披露动因做了理论解释,具体来看,我国公司披露动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揭示公司价值需要:展现企业核心竞争能力;(2)再融资最大化需要:获得再融资机会与降低再融资成本;(3)传达管理者能力需要:管理层向投资者展现其能力与业绩,减少代理成本。第四部分,研究设计与假设。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选择样本空间、设计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并构建多元线型模型。(1)本文提出了七个假设选取了八个解释变量,其中,主要选取的是内部治理特征方面的因素,有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流通股比例、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比例、国家股比例、国有法人股比例;还选取了外部治理特征方面的因素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为四大作为解释变量。另选取了公司规模、权益报酬率、资本结构三个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2)在构建自愿性信息披露体系时,本文参考的是的国外学者Ferdinand A. Gul&Sidney Leung(2004)基于香港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研究一文《Board leadership,outside directors’expertise and voluntary corporate disclosures》中所制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标,因为相对与西方国家来说,香港上市公司披露环境更接近中国实际情况。并在所建立的指标基础上加以修正,得出更符合中国上市公司自身情况的披露指数。(3)选择样本空间时,是以股权分置改革的前七批公司作为样本公司,以样本公司2006年年报数据为基础来进行研究。在前七批股权分置改革的公司中,首先,剔除其中发行A股的同时还发行B股、H股的上市公司,其次,剔除金融行业的公司,最后得到文中最后的样本公司148家。第五部分,实证检验。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然后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1)描述性统计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整体水平较低。在翻阅公司年报的过程中,发现公司披露的大部分都是披露的强制性信息,对于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还远远不够。文中148家样本公司平均披露水平为4.95,仅占自愿性信息披露体系30项指标的16.5%。披露较多的为背景信息中的:公司目标的阐述或战略的大体描述;报告年度为了达到所在年度目标所采取的行动;以后年度所采取的行动的描述等利好消息,以此来向市场传递一个有关公司运作的良好信号。和国外相比,我国在产品、市场特征的描述上;员工培训方面;环保方面;研究开发费用方面的信息披露不太重视。(2)实证结果表明公司流通股、国有法人股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而国家股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显著负相关关系却并未通过检验;股权集中度越高,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越低;会计事务所是否为四大、独立董事比例、两职是否合一、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并无显著关系。第六部分,结论与建议。得出研究的主要结论,相应提出政策性建议,最后对文章研究的局限性及展望进行说明。我国在处理自愿性信息披露方面问题时,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促进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发展。鼓励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鼓励人力资源(比如员工培训)、环保、研发等多方面信息的披露,构建强制性披露与自愿性披露相结合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体系,但要注意寻求两者结合的契合点,准确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同时,加强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市场监管,降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成本,充分发挥市场中介机构的作用。二是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流通股比例,分散公司股权集中度(本文结果也是对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有力支持);改进公司独立董事机制;加大对管理层的监督力度。本文的难点主要体现在:(1)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标体系的构建难度较大。目前,我国并没有比较权威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标体系,无法直接借鉴,一般学者进行这方面研究时都是借鉴国外学者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标体系,根据我国的情况再进行修正,往往难度较大且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吻合。文章在构建自愿性信息披露体系的过程中,首先认真学习和比较国外学者研究自愿性信息披露时采用的指标体系,借鉴比较适合我国的指标体系,然后全面仔细的分析我国对上市公司年报的强制性披露要求,剔除在我国属于强制性披露的指标,最终构建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指标体系,此过程要尽量保持客观性。(2)收集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数据的工作量较大。本研究在收集被解释变量时,通过反复仔细地阅读和分析公司的年度报告,将其中披露的信息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标体系进行对照打分,为保证客观性与准确性往往需要进行反复核对,工作量相当大。另外,由于本研究中涉及的变量较多,且选择的是2006年的年报数据,时间较新,很多数据无法通过CSMAR收集,大部分解释变量都是通过年报数据分析计算得出,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比较困难。本文创新点:(1)将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特征结合起来研究。从内部治理特征与外部治理特征两方面提出了反映我国公司治理特征的解释变量,研究这些解释变量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使研究的结果具有针对性,从而有助于通过规范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来促进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发展。(2)本文在样本的选取上选择股权分置改革的前七批上市公司。所有样本公司已于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完毕,本文以样本公司2006年年报数据为基础进行研究。因在研究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大环境就是股权分置改革,而股权分置改革可能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基于此原因选择了前七批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公司。但考虑到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股份并不能立即流通上市,要过了限售期间才能流通,而限售期一般为两年左右,所以并不会对股份比例造成大的影响,故文章的实证结果与前面学者的研究结果不会有巨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