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服务贸易规则和协定的不断签署和完善，服务的可贸易性显著增强，进而催生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及贸易的蓬勃发展，制造业领域―国际生产分割技术‖向服务业领域的延伸，彻底改变了全球范围内服务业的分工及贸易模式，使得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要素参与到服务业国际分工体系中来，获取一定的分工利益。本文在考虑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背景下，利用测度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最新方法，结合WIOD数据库提供的1995-2011年的基础数据，从出口国内附加值视角对我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总体及分部门状况进行了重新测度，并进行了跨国比较，结果发现：在样本区间我国总体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虽然提升较快，但是在横向对比中仍然较为落后，不仅落后于G7代表的发达国家，甚至已经落后于印度。但是一个可喜的变化是从相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我国的落后程度在逐渐缩小。进一步的从分部门的对比中可以发现，我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之所以落后主要是由于在知识密集型高端服务业领域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严重劣势造成的，不仅如此，从相对复杂度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我国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部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落后程度不仅没有明显改善迹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另外，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领域，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优势有弱化―迹象‖，而在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领域，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形成。　　综合而言，从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反映的国际分工地位角度来看，我国服务业在融入服务业全球化和―碎片化‖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总体上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但是我国服务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更多的还是依托资本、劳动密集型中低端服务业或者高端服务行业的低端环节，即我国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仍然较低，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亟待提升。进一步的在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发现，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力度、人力资本状况、服务业开放程度、外国直接投资、制度质量以及服务进口技术含量等都会促进其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其中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因而，未来我国要在以上几个方面―下功夫‖，以提升我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实现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从而在日趋激烈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中谋求更加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