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前置句法习得中的语用制约，并报告了三个实验的研究结果。上述实验的开展基于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其结果从句法与语用的接口层面揭示了二语学习者习得英语非典型语序的特点和规律。 本研究的理论模式基于Lambrecht(1994)和Bimer&Ward(1998)对英语话题和前置句式的研究，其主要理论观点为，英语中的前置结构受语篇成分之间的语用关系制约。根据这一理论前提，本文主要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语境与信息结构如何影响前置句式在中介语语法中的可接受程度；语用因素与学习者对前置结构的反应时间之间的关系；学习者在处理前置句式时使用了哪些语用策略。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者设计了三组实验，参加试验一的受试者由来自5所中国内地高校的387名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并被分为三个不同的水平组(每组129人)。在实验开始时，每组受试被随机分成三个小组，分别参加A、B、C三项测试，其中卷A涉及脱离语境的前置结构，卷B中的测试内容则增加了语境，卷C则主要测试信息结构对学习者习得英语前置句式的影响。 实验一的研究结果显示，由于汉英两种语言之间在NP前置方面存在类型相似性，受试者基本能接受英语中的这类结构，母语迁移的影响比较明显。但是，脱离语境的NP前置句式在两种语言中有着不同的语用制约，大多数受试者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语用差异。研究同时发现，三个水平组的受试均拒绝接受英语中的VP前置结构，即使在增加语境的情况下，受试者也不接受。就信息结构与前置句式的关系而言，研究结果显示，受试者对语篇中已经激活的前置话题接受程度最高，对传达语篇新信息的前置话题接受程度最低。研究中还发现，尽管英语中也存在标记可及性信息的前置话题，但二语学习者在识别其中的语篇内在关系时有着较大的困难。 实验二通过测量二语学习者对前置句式的反应时间研究语用因素的作用。参加本次实验的60名英语专业大学生被分为两个水平组，每组由30人组成。研究方法采用DMDX计算机反应时测量，该方法近年来由心理语言学领域引入二语习得研究，并得到了广泛应用。实验二的研究结果显示，多数情况下受试者对vP前置结构的反应时间要稍慢于典型语序，但总体而言这种差异并不明显。然而，在处理AP前置结构时，大多数受试者的反应时间则明显慢于典型语序。上述两种情况可以从英语限定动词和形容词在句子中的语序特点进行解释，前者位置比较固定，前置时容易引起受试者的注意，但不会造成理解上的歧义。后者的位置较为灵活，前置时有时会在大脑中引起功能与形式匹配时的竞争。试验三采用“有声思维”的方法研究二语学习者在处理前置结构时利用了哪些策略，该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采集到反映其大脑活动的心理语言数据。参加本次实验的受试者为8名英语专业大学生，他们均接受过相关的培训，能够在“有声思维”任务中合理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实验结果显示，二语学习者倾向于使用以下五种策略处理语言输入中的前置结构：凭借语境线索、利用语言知识、依靠语用直觉、依赖学习经验、借助最少努力策略。 本研究的上述发现在理论、方法和实践方面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就理论层面而言，本研究基于句法与语用的接口层面探讨了前置结构在二语习得中的语用制约，弥补了传统句法习得研究的不足。以往的语序习得研究大多关注普遍语法和母语迁移的作用，忽视了制约句法能力发展的语用因素，本研究所做的尝试为二语句法习得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说明，英语非典型句式的习得不仅受语言因素的影响，而且也是一个涉及语用因素的过程。本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启示在于，有机结合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于探讨前置句法的习得特点和规律有着特别的意义。在语言教学实践方面，本研究的相关发现可以帮助教师进一步了解句法习得的复杂过程，而不再仅仅关注句法规则的内化和习得。另外，掌握英语前置句式的语用制约因素可以帮助二语学习者提高其语篇的组织和信息连贯能力。 当然，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在某些方面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就研究的范围而言，本研究仅仅讨论了三种类型的前置句式，没有涉及英语PP结构(介词短语)的前置习得问题。另外，在实验设计方面，本研究的受试仅仅包括中高级阶段的英语学习者，没有涉及英语初学者的情况。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本研究的某些实验材料难度较大，不适合初级阶段的学习者。如果将来的研究能够充分考虑这些因素，进一步完善研究设计，一定会获得更加全面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