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鼎盛不仅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作为文化一部分的史学更是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史学巨著《史通》的问世是唐前期史学发展成就的重要表现之一。刘知几是中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用了将近毕生的心血完成了史学巨著——《史通》,对唐前期以前的史学做了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史通》不仅对史学工作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唐前期以前历朝历代史学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正因如此,《史通》问世后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纷纷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史通》。但是通观有关研究成果,大多数还停留在对刘知几及《史通》某一方面的个案探讨上,而对于其对某一朝代,尤其是对其所处唐朝史学的论断,则无人触及。由此,不管是《史通》的研究,还是对唐朝史学的探讨,都是亟待深入的。本文从刘知几对唐前期史学的点滴论断入手,首先将刘知几对唐前期史学的论断,总结归纳为修史制度、史家素养、史书撰述和史家史观四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对刘知几对唐前期修史制度、史家素养、史书撰述、史家史观的认识等问题和唐前期史学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究。一、刘知几对唐前期修史制度的褒贬自古以来,中国就有重视修史的优良传统,从先秦时期以来从未间断。而这一优秀传统得以传承和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史官制度的绵延和修史机构的建立、完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朝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不但继承了前代修史的优秀传统,而且使史官制度也得以进一步定型和制度化,并首次确立和完善了史馆制度,这一我国史学史发展史上,起承上启下作用的举措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史通》中,首先,刘知几在对历代史官制度起源与演变进行考查的同时,对唐朝的史官制度和史官建置也进行了较客观的褒贬。其次,从唐朝修史制度、修史活动两个方面对唐朝史馆制度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尖锐批评。这些批评对于推动唐朝及其后史官制度和史馆制度的完善均是大有裨益的。二、刘知几对唐前期史家素养的反思关于史家主体意识即史家修养的问题,是刘知几史学系统总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首先,刘知几在《史通》中用“才、学、识”的“三长”理论对唐朝史家素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对具有史才的唐朝史家提出了赞扬,对不具有史才的唐朝史家提出批评。其次,用直书曲笔理论对唐朝史家素养也进行了反思,其中已经触及到了“史德”的问题,体现出了他的真知卓识。但是,刘知几终究无法摆脱封建史家的局限,认为一些曲笔符合名教是有必要的,体现了其片面性。三、刘知几对唐前期史书撰述的论说刘知几通观历代史书,在更加客观、公允的基础上,对唐朝史书进行了论述。首先,从史书分类上对唐朝史书进行论说,阐述了唐朝正史、杂述两类史书。其次,从史书史例上对唐朝史书进行论说,对唐朝史书的体裁、体例进行了具体分析。再次,从史书编撰角度对唐朝史书进行论说,对唐朝史书的史料采撰、史事编撰、史文叙述等问题进行了评论。这些论说反映了刘知几在史书方面的理论,也体现了他超越前人的真知卓识。使我们不仅对唐朝史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也丰富了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其中虽有狭隘的一面,但总体而论是辨证的、中肯的。四、刘知几对唐前期史家史观的评述在社会各方面均获得前所未有发展的唐朝,史家在此基础上对历史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刘知几对唐朝前期史家在著作中体现出的史观进行了评述。首先,刘知几在天人观上是主张以人事为主的天人观,在此基础上对唐朝史家以神鬼为主的天人观提出了批评。其次,刘知几认为古今历史是发展变化的,鉴于此,他对唐朝史家僵化的古今观提出了批评。再次,刘知几在正统问题上有严格的正统非正统的观念,受其影响他对唐朝遵循正统的史家进行了褒扬,对有背正统的史家提出了批评。最后,刘知几在人物观上表现为恶可诫世,善可示后的严格择人入史观念,所以他对唐朝前期不符合此标准的史家提出尖锐的批评。这些对唐朝前期史家史观的评述,总体上是客观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