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会是国家倡立、绅商操纵的社会团体,商会史研究往往基于理论推演和官方表达而将其视作与国家对立的社会自治力量,解读档案则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进路。理断商事纠纷是天津商会自始至终承担的重要职能,留下了数以千计的纠纷理断档案,以此为契机审视其实际运作,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相当突出的官商互动解纷活动。如何认识和理解官商互动解纷实态,以及其时国家与城市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关系,是本研究的核心论题。本研究在导论中首先指出目前商会史研究中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认识的理论陷阱,通过归纳研究现状提出核心论题,并进一步说明链接经验与理论的研究进路。正文共分七章,第一章对本研究所使用的91宗案件作以简要说明,初步展现天津商会受案范围宽阔性、案件来源多样性、理断的有效性,以及其与国家权力的密切关系,为后文提供可靠的实证材料。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论述天津商会商事纠纷理断的机构沿革、组织架构、原因优势以及宗旨依据,旨在搭建起天津商会理断商事纠纷的基本运作型式。天津商会理断商事纠纷从无专职机构到设立评议处、评议股、商事公断处和商事公断委员会,虽然因时局动荡、社会波谲而偶有间断,但从未放弃是项职能,还曾试图从官方手中积极争取受案权。与理断机构不断变迁不同的是,天津商会的理案人员始终是天津地面富有声望的绅商阶层,且与外地商会、各同业公会以及政府机构共同搭建起通力解决商事纠纷的关系网,内外组织架构表现出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同时,天津商会在理断商事纠纷的过程中,秉持“息讼和解”的理断宗旨与“法律不外人情,习惯尤居重要”的理断依据,逐渐显示出较诉讼和民间调解这两大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即专业性、迅捷性和经济性,从而成为商民解纷的重要选择。第六章就91宗纠纷理断记录区分出三大纠纷理断型式,即商会自理、上传下达与共同处理,得窥天津商会理断商事纠纷的有效性,即结案率达三分之一,且有三分之一的理结案件是官商互动的成果。就此分析天津商会理断商事纠纷行为的调解性质,因其与国家司法的有序互动关系而成为介于国家正式解纷系统与民间非正式解纷系统之间的一种半正式机制。并进而指出其深层因由在于高度集权的国家出于简约治理的需要无法放弃对社会自治的依赖,而自治程度愈发趋高的城市社会同样无法放弃对集权威势的崇拜。第七章通过两宗典型案例,继续分析官商互动解纷在实践中所展现的合作与推诿两种实态。借以着重论证其时国家与城市社会互动可能产生的规范秩序和弊窦,以及其背后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