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问责制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党内问责制对于维护党的威信,保障党的事业顺利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为研究对象,追溯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的形成历史,总结国外政党党内问责制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的发展途径,共有六章。第一章论述了党内问责制的涵义与定位。党内问责制是指在政党内部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领导干部对其职责履行情况进行说明与解释,并对其违反职责要求的行为承担党内责任的制度。党内问责制将消极问责与积极问责集于一身,将过程问责与结果问责集于一身,既问责“有过”,又问责“无为”。党内问责制的问责对象主要是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领导干部。在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党内监督制度、党的纪律检查制度之间进行的比较分析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与西方国家执政党党内问责制之间进行的比较分析,充分说明了建立健全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的必要性。第二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的思想渊源。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党内问责制的思想,列宁关于党内问责制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党内问责制的思想的系统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的建立与发展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这些重要思想对于党内问责制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第三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的历史演变。党内问责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本文将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的历史分为五个时期,即开创时期、全面加强时期、曲折发展与遭受严重挫折时期、恢复与发展时期和新时期。对各具体历史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制度演变的整个过程,以史为鉴。第四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现存的问题与影响因素。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现存的问题主要包括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和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完善的制度体系。党内问责的路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表现为上级对下级的问责,组织对个人的问责。党内问责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问责随意性问题,具体表现为问责领域狭窄,问责过程不规范,以党内问责取代法律问责、行政问责等。党内问责制作为党内制度体系中的一种制度,受到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委员会制度,党的干部人事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党内制度的影响。与此同时,党内问责制还受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等社会环境的影响。第五章论述了国外政党党内问责制的经验与教训。斯大林执政后,列宁设计并初步建立的苏共党内问责框架逐步演变为一个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随着问责实践的异化,苏共党内问责制不仅无法有效制约权力,反而成为进一步强化权力的政治工具。苏东剧变发生后,为抵制冲击,巩固执政地位,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纷纷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党的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越南共产党、古巴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在党内问责制建设上推陈出新,其中一些好的做法值得中国共产党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政党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党建经验。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党内问责制方面为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提供了一些有益经验。第六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的发展。党内问责制的发展有利于建设更具“回应性”的现代化执政党,有利于制约和监督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领导干部,保持党的先进性,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科学问责、民主问责和依法问责是党内问责制的发展目标。现阶段,应当通过整合各类党内问责主体,完善党内问责制度,做好党务公开工作,培育问责文化等具体途径发展党内问责制。本文在以下方面作出了独立的思考和探索:首先,对党内问责制的涵义进行了清晰的界定,认为党内问责制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制度;其次,对国外政党党内问责制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再次,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的发展意义,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的发展目标,并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的发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