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是当代欧洲非常有影响的公法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美学家。他与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并称为当下欧洲最为流行的四位左翼思想家。他的著作横跨法学、哲学、政治学、语言学、美学以及宗教学等多个领域。阿甘本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与美学。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阿甘本转向法学和政治学的讨论。亚里士多德、施密特、本雅明、卡夫卡、海德格尔、阿伦特、福柯、德里达等人对阿甘本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例外状态》、《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政治学笔记》、《奥斯威辛的残余》、《语言的圣事》等是阿甘本法学思想的主要文本。阿甘本的法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宪法学、人权法、法律语言学、法律宗教学等领域。在宪法学领域,阿甘本的核心概念是例外状态。阿甘本主要从法律史学和法哲学两方面对例外状态进行了考察。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中止一般执法活动”是例外状态的原型。在中世纪,例外状态的表现形式则是“必要性中没有法律”。中世纪时期的这句法谚在近代转换为“必要性创造自己的法律”,这主要体现在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美国的例外状态史中。例外状态在当代最重要的表现是“911事件”以来的美国。例外状态似乎越来越成为当代政治中最主要的治理范式。这种例外状态常态化所揭示的实质内容是行政和立法的关系,即行政权对立法权的侵蚀。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思想受到了施密特“决断论”思想的影响。施密特的核心观点是,主权者决断例外状态。施密特这一思想主要是针对自由主义法学家凯尔森而提出的。与施密特不同,阿甘本并不希望为这种主权者的例外地位进行辩护,而是旨在反讽的意义上表达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例外状态的实质是包含式的排除关系。从形式上来看,例外状态处在法律状态与无法状态之间。例外状态理论不仅涉及到的是一个宪法学上的紧急权问题,还涉及到法理学上法律的起源以及法律与事实间关系等根本性问题。“911事件”后,美国宪法学界出现了关于紧急权使用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主要形成了扩展性模式、法外模式、成文法模式、普通法模式和批判性模式五种观点。扩展性模式主张在紧急状态下对紧急权进行扩展性使用。法外模式主张不给予紧急权使用任何法律地位,并以此来保障法治的纯洁性。成文法模式主张,普通状态法和紧急状态法之间需要有明确的区分,而紧急权的使用需要精确地满足宪法条款的要求。普通法模式认为,紧急状态和常规状态并无实质性的区别,而法治的精神要贯穿于常规状态和紧急状态之中。与法外模式、成文法模式、普通法模式相同,阿甘本的批判性模式也致力于对扩展性模式的批评。阿甘本批判性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较早地指出了例外状态常态化的趋势,同时也深刻地分析了例外状态中的全权特征。阿甘本人权思想的核心概念是赤裸生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赤裸生命有着不同的形象。受谴者、“狼人”、难民、集中营中的“活死人”和没有法律地位的拘留者都是赤裸生命的典型形象。赤裸生命的内涵主要表现为生命的社会属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剥离,或者说生命进入一种法律上的例外状态,同时生命处于某种暴力或潜在的暴力之中。在阿甘本看来,人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人权的实现需要依赖一个完整的循环,即要实现人权,需要首先实现公民权,而要实现公民权,则需要首先实现主权。阿甘本的人权观点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展开的。阿甘本赤裸生命概念的提出首先要得益于福柯和本雅明。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生命成为政治和法律的特征,同时,福柯激进批判的精神深入地影响到了阿甘本。本雅明区分了制法暴力和护法暴力,试图确立一种纯粹暴力以超越制法暴力和护法暴力的循环,以反对施密特意义上的主权者对生命的暴力和决断。阿甘本讨论了两种重要的法律语言形式:证言和誓言。通过对证人含义的词源学考据以及对奥斯威辛中“穆斯林”的分析,阿甘本表达了一种证言的悖谬:纳粹大屠杀的真正见证人是“穆斯林”,但是“穆斯林”却无法作证。阿甘本对奥斯威辛中证言悖谬的分析,映射在法律实践中便是证言的困难。证言的困难可能是解释目前刑事司法领域中轻刑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阿甘本尝试把誓言中的神圣要素剥离出来,并使得誓言的解释世俗化。阿甘本认为,誓言活动的实质是一种语言的经验过程,而在其中与语言相交叉的是法律的程序,而不完全是宗教的要素。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和精确性一直是法律语言学中的核心问题。在阿甘本看来,语言与法律之间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类比,即在语言和法律的背后,都有一种权力或目的的指向。从这一意义上讲,法律语言的本质是法律非语言。法律语言的价值并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语言背后指向的情境。阿甘本的许多核心概念都是在宗教学知识的背景下展开的。阿甘本关于例外状态和赤裸生命的灵感都与宗教学内容有密切关联。对于例外状态常态化这一各国政治中的结构性难题,阿甘本的解决方案有着很强烈的弥赛亚特征。弥赛亚首先是悬置既有的法律关系,然后在一种结构转换的内涵下呼唤一种新的共同体的来临。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上,阿甘本与伯尔曼都强调法律与宗教在人类社会早期的杂糅,并且认为目前人类危机的解决需要求助于信仰。伯尔曼提出了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命题,而阿甘本则更为深刻地指出了信仰的本质,即心与口的临近性,或思考与言说的一致。阿甘本法学思想对我国紧急状态的相关司法实践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阿甘本认为,紧急状态必须要有清晰和完整的界定,否则紧急状态就会变成一个常态化的事实。这一观点可以有助于推动我国紧急状态立法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在紧急状态时期,行政权容易形成扩张与滥用的情况,而阿甘本的例外状态理论则有助于我们规范这一状态下的行政权使用。同时,在紧急状态出现时,人权往往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减,而阿甘本的理论则提醒我们要对紧急状态下的人权克减规定程度,并需要一套完整的司法程序来约束人权克减。阿甘本的赤裸生命理论对生命法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的生命法学在短期内实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但是其法理学的支撑还远远不够。透过赤裸生命概念,阿甘本希望表达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施加于生命之上的暴力的反抗。在阿甘本法学观点的基础上,笔者提出生命法学的两个原则:自我决定原则和社会协商原则。阿甘本的人权观对于我国人权理论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阿甘本人权观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其关于人权的基本观点有助于我国人权理论的进一步总结和阐发,其人道主义援助的批评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西方人权观念背后的政治动机,其关于酷刑问题的论述对我国的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阿甘本关于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对我国这一领域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国内的法律语言学研究还不够体系化和理论化,而阿甘本关于法律语言学的论述则有助于推动这一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阿甘本关于法律文本和法律适用之间辩证关系的讨论对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阿甘本关于证言困难的观点可以为我国法律轻刑化的趋势提供支撑。阿甘本关于语言和非语言辩证关系的论述可以推动中国的司法实践从结构司法向过程司法转变。阿甘本关于信仰本质的论述进一步加深了法律与信仰关系问题的讨论。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观点在中国产生了一个适用的困境。而阿甘本对信仰做了一个相对薄的界定,即认为信仰是心与口的临近性,是思考与言说的一致,也是思考与行为的一致。法律在人们的思维、言说与行为三个层面上达成一致,那么这就实际上接近到了信仰的状态。从这一意义上讲,法律与信仰就可以契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且互相推动。阿甘本关于誓言的讨论更为深刻地反映了世俗时代中权威构建的重要性问题。誓言衰落反映了神圣性在世俗时代逐渐式微这一现实,而神圣性却是权威的基础。而在世俗时代,神明裁判已经成为遗迹而不能被用来指导司法实践,但是,人们仍然需要一个最终诉诸的对象。宪法便是世俗时代人们在解决法律冲突时最终诉诸的对象,而向宪法宣誓的行为就是一种在世俗时代构建法律权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