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税是直接税的一种，具有不易转嫁的特性，可实现量能课税的理想;而对净所得课税，加上累进税率的配套，也可发挥对经济的自动调节功能，熨平（缓和）景气波动，所以所得税被称为租税的女王。2001年两岸加入WTO后，在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透明化原则以及台湾松绑「戒急用忍」政策的催化下，两岸经贸、相互投资以及人民交流往来必更加频繁，企业所得税为产品成本费用的重要组成项目，两岸企业和人民对所得税认知的需求将大幅提高，大陆入世后，将在WTO的架构下进一步改革税制，内资和外资不平等税项也将统一。在个人所得税方面，随着大陆在人均所得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之下，税制标准（如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分项征收还是综合征收等）也将会作进一步检讨。此外，台湾为避免营利所得重复课税，虽于1998年实施两税合一，但所得税税基因为免税所得等因素已被严重侵蚀，造成效率和公平上的严重落差。综合上述可知，对两岸所得税的理论与实务的探讨和对未来发展方向作深入的研究，有其时代背景下的迫切需要。　　海峡两岸经济发展阶段、管辖地域及稽征技术不同，所得税制有很大的差异，对总税收贡献度（比重）也不一样，前人研究侧重两岸所得税法法规的比较，深入以横断面及纵断面的探讨较少。本文除对最新所得税的理论与实务规定作比较研究外，将深入探讨两岸赋税结构、所得税税收负担以及所得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理论分析及模型的实证，寻找差异原因与对策，俾供两岸学术理论研究及投资人实务的参考，以彰显本文的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意义。　　经济是税收的根本，也是源源不断的税源基础，只有把发展经济、服务经济作为税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才能保证税收工作立于不败之地。税收收入是衡量税收工作的重要标志，但不是根本的标志，根本的标志是税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是经济与税收之间持续不断的良性循环。目前两岸经济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在所得税的原则的适用上，应以英国的学者-米勒(J.S.Mill)的所得税原则优先适用，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优先考量，使国家先富后再以德国的学者-瓦格纳(A.Wagner)的所得税原则求分配的平均，故本文除就两岸所得税法主要规定作比较分析，以回归模型实证两岸税收结构与税收负担外，尚以时间序列模型之Granger因果关系检定、向量自我回归(VAR)研究台湾地区税收负担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藉以增进所得税与经济成长相关性的了解，为两岸税收政策提供借鉴的空间。　　大陆地区以法人实在说为立论基础，采独立课税制，对企业的所得和股东所分配的股利，分别课税，意即对营利所得在企业阶段课征企业所得税;当企业将营利所得分配给股东时，又对股利课征所得税，认为公司与股东为独立的个体，有所得均需纳税。台湾地区以法人拟制说为立论基础，采两税合一制，认为法人仅是股东获利的导管，二者实际上是相同的主体，若在法人阶段和股东阶段分别对营利所得课税，是一笔所得课征二次税的重复课税行为，故采设算扣抵法将法人阶段所缴纳的所得税，计入股东可扣抵帐户，计算税额可扣抵比率，连同股利一并分配给股东抵缴股东阶段的所得税。台湾1998年实施两税合一制后，适逢国际景气低迷及产业出走的影响，投资率未见提升，且由于未分配盈余加征10％，据研究亦无法降低企业对举债的依赖，加征税款使公司税负增加，亦影响高科技产业以保留盈余创新研发，恐不利于经济发展。大陆经济公有制仍占相当比重。现阶段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的股利所得免税，无股利所得重复课税的问题，但随着大陆地区改革开放的深入，股份公司及私营企业的比重必不断的加重，股利所得是否重复课税将逐渐成为重要的课题。大陆地区若采法人拟制说的观点，可比照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的股利所得免税的作法，采行“股利所得免税法”进行两税合一，以增进投资诱因，促进全民经济的全面蓬勃发展。　　大陆与台湾地区各自税制的沿革与结构有诸多差异，2000年大陆地区税制结构中间接税所占的比重偏大（占76.5％），负担过重;直接税所占的比重偏小（仅占23.5％），使其量能课税等职能受到很大的限制。台湾地区税制结构中直接税比重至1989年已大于间接税，占税收56.6％;间接税税收仅占43.4％，对产业的交易活动干扰较少。大陆地区目前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台湾地区则以商品税及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其间发展轨迹是与生产力水平、稽征技术及国民所得相适应的。大陆地区2000年所得税、商品税、财产及其它税比重分别为19.21％、63.83％、16.96％，经查与台湾地区1980年税制结构比重17.24％、64.0％、18.76％相当。　　从税制结构对经济成长的实证分析可发现，两岸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税收结构（各税种占总税收的比重）不同，对经济成长的影响各异，税收会影响产出水平也会影响资源配置，过高的所得税和商品税均会对经济成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前者如台湾地区，所得税因随市场化及国民所得的增长已达一定比重，此时可降低所得税税负（如两税合一）、提高增值税名义税率至6％-7％（原5％），以改善租税结构，建立税制与经济发展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此外由加入虚拟变量的实证亦发现，台湾地区1998年实施两税合一税制尚未改变所得税与经济成长的负向关系，可能是其配套措施「未分配盈余加征10％」，使公司税负提高，致影响本次税制改革降低所得税负之效果。　　大陆地区因各级政府具有大量税收性质的收费项目、国营企业承包制及征收管理未到位等因素，使税收数据恐无法反映真实状况，加上改革开放仅二十余年，样本期间过短等因素，均影响税收与经济的函数关系，经实证发现增值税等商品税过高不利于经济增长，故当务之急乃改革增值税为消费型，并降低税率;降低商品税比重，以提升经济面生产、流通效率及促进资本形成;另透过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内外资所得税的合一、税收优惠的规范化，俾提高所得税比重，以改善税收结构，促进社会面公平正义，均是大陆地区未来税制改革之重要方向。　　在宏观税收负担上，大陆地区收费不规范及费挤税严重干扰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故具税收性质的费改税及取消不合理的乱收费，应在最短期间内完成。期能将小口径税负提高至20％，同时减轻企业和居民的非税负担，降低大口径宏观税负。台湾地区则因产业外移、租税逃漏和税收减免因素，使2002年宏观税负降至12.59％的历史新低局面，赋税依存度也直线下滑，1999年跌破70％，2002年为51.56％，远低于欧美国家平均80％之赋税依存度。在所得税税收负担上，大陆地区内资企业所得税负担最重，大大违反了无差别待遇不歧视原则，严重背离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精神，形成不公平的竞争，应尽速将内、外资所得税合并为公司所得税，统一税前扣除及优惠规定，并降低公司所得税率至25％，以利与国际上所得税率接轨。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大陆地区应加强稽征力度及软硬件建设，在税率适度扁平化的原则下，可采综合课征以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发挥个人所得税应有功能。台湾地区个人所得税税基（综合所得净额）受到严重侵蚀(以1998年为例，仅占综合所得总额39.61％)，不合时宜的免税额、捐赠等降低高所得者税率的列举扣除额，应予取消或降低，成为富人节税的证券交易所得亦应早日复征，使个人综合所得税不要变成薪资税，失去了量能课税的美意。　　本文主要是在内生性成长模型的分析架构下，着重租税对经济成长影响的探讨，由台湾地区1952-2002年经济增长与税收负担VAR之实证分析可发现，商品税与经济增长关联性较大，且有利经济增长，可适当提高增值税之比重;所得税与经济增长关联性较小，且不利于经济增长。所得税中又以企业所得税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但为不利的影响;个人综合所得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且不显着。故台湾地区过去先后实施的「奖励投资条例」、「促进产业升级条例」之减免税亦有其作用，因企业所得税为成本费用之构成项目，费用少盈利高，对投资人的鼓舞较大且直接。而目前两税合一由于是在股东阶段抵减，故收效较小，且其以未分配盈余加征10％为配套，直接的冲击为营利事业所得税的增加，除使企业费用增加盈余降低，不利筹资外，对原来享受盈余保留及五年免税的高科技企业，在「课一次税」及「公司阶段的优惠不扩及股东」的原则下，公司阶段多缴税则个人阶段多扣抵，少缴税则少扣抵，使股东实质税负提高。从实证中亦发现，商品税与所得税二者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正负向相抵销，致使总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甚小。而在Granger因果关系检定之实证结论上，“经济增长对各项税收具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影响各项税收且具显着性，经济增长是「因」，各项税收是「果」”。综上实证结果与Harberger(1964)、Mendoza、Milesi-Ferretti及Asea(1997)、Wang and Yip(1992)、孙克难(2002)等文献之实证吻合，证实本实证之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