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光复到“二二八事件”发生,短短两年时间里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其中既有回归到动荡不安的祖国这一客观原因,也有国民党在台统治的封建专制、贪污腐败的“人治”因素。而后者又是造成光复后台湾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萧条凋敝、民众生活困苦的最主要原因,并直接影响到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在台政权的观感,导致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观念产生一定变化。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蓝绿两营的政治权力斗争中,这些国族认同观念上的变化被绿营人士所利用,他们将“二二八”事件描述成国民党政权对台湾本省民众的残酷迫害,并认为光复初期的作家们于当时作品中反映出的认同观念上的变化实际上已构成“台独”思想的滥觞,意图为“台独”思想寻找历史条件上的合法性。因此,本论文将以吴浊流、吕赫若、龙瑛宗三位在光复初期两年间较活跃的作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他们当时的作品中呈现出的国族认同观念进行研究,结合他们各自的生活经历对自我国族认同观念的形成与变化产生的影响来厘清当时台湾社会的国族认同状况。本论文将首先以电影《悲情城市》为引子,引出对光复初期两年间台湾的社会状况及其变化的背景介绍,指出台湾社会拥有的“五味混杂”的情绪即是对当时台湾社会多种认同状态并存的现象的反映,与此同时,光复后台湾社会现实的变化还影响认同观念产生流变；其次以吴浊流、吕赫若、龙瑛宗三位作家光复初期两年间发表的小说为分析文本,考察当时台湾社会的国族认同具有的共时性多样存在与历时性变化的特点,即“祖国认同”、“乡土认同”和“对殖民文化中现代性部分的认同”并存的“三生花”状态,以及台湾社会的主导认同观念逐渐由“祖国认同”转为“乡土认同”的这一历时性变化；再次,深入分析在相似的时代背景下,吴浊流、龙瑛宗、吕赫若三位作家由于家庭出身、教育程度、游历经历、从事职业等方面的不同,所表现出的具有个体性差异的国族认同观念,以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这一时期台湾社会的认同状况及其变化；最后,本论文将通过对这一时期的台湾社会国族认同产生变化之原因进行再分析,试图得出封建的、腐败的国民党在台统治是造成当时台湾作家、民众的国族认同发生变化的最主要原因这一结论,并指出对当今的台湾社会而言,政治环境依然是影响台湾社会“中国”认同的最重要因素,只不过此处的“政治”环境不再指向清明、民主的政治统治,而是指向台湾由哪个党派执政,因为在台湾逐渐成为民主社会、实行两党轮流执政的今天,台湾的国族认同更多的取决于执政党利用国家机器建构出何种认同。2008年马英九的成功当选,无疑对发展台湾社会中的“中国意识”大有裨益,而随着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愈益频繁和通畅,以及民众有更多机会来往于两岸,观察和接触祖国大陆的状况,台湾社会的国族认同便会具有产生新变化的可能性,对祖国大陆的认同会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说,本论文冀图通过对台湾光复初期文学中国族认同的状况及其变化的研究来作为以学术研究回应现实的一个有利途径,通过分析中国文化、国民党在台统治对台湾光复初期两年间国族认同所产生的影响,为发展台湾社会的“中国意识”提供历史的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