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引领社会经济深刻变革,中国进入了“大融合、大协同、大整合”的新时代。随之,旅游交通实践如火如茶,旅游交通理论愈受关注,交旅融合成为发展所趋。旅游交通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对于把握政策目标,明晰政策重点,优化政策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1978年至今中央层面发布的293个旅游交通政策文件入手,明晰旅游交通政策概念,划分演进四阶段,构建“政策主体—政策主题—政策工具”量化框架,利用内容挖掘、社会网络分析、文献研究以及统计分析等文本量化方式,描绘了不同演进阶段特征。研究表明:(1)我国旅游交通政策演进划分为1978-1984年初步萌芽期,1985-1999年平稳过渡期,2000-2014年迅猛增长期及2015年至今政策利好期。(2)1978-1984年初步萌芽期:政策主体性质单一。政策主题聚焦于创汇导向下的旅游车船配置,通过职工培训、服务管理、计费办法、安全管理等满足接待需求。政策工具以基于技术标准的需求类工具为主;1985-1999年平稳过渡期:政策主体增多,且国家旅游局主导,中央和企业参与。政策主题聚焦于经济属性驱动下的旅游交通服务接待提升,旅行社作为向旅游者提供交通的重要媒介备受关注。政策工具以基于技术标准猛增下的需求类工具为主;2000-2014年迅猛增长期:政策主体多元化,国家旅游局主导,全国假日办、国务院、交通运输部次主导。政策主题聚焦于黄金周等假日制度发展下的旅游交通服务接待和新兴旅游交通产品供给,体现讲文明、重质量、大融合的发展理念。政策工具以法规管制猛增下的环境类工具为主;2015年至今政策利好期:群团组织加入的政策主体性质广泛化,国家旅游局和交通运输部形成双主导。政策主题聚焦于新兴旅游交通产品体系建设和旅游交通体制机制规范,交旅融合趋势显著。政策工具以产品服务为主的供给类工具为主。(3)演进总体特征表现为:旅游交通政策反馈实践速度稍慢。政策主体趋向多部门参与,决策职能和权力扩大化。政策主题从市场导向的行政化转变为政府主导的规范化,旅游安全贯穿始终。政策工具演进阶段发展不均衡,趋向宏观支持供给化。(4)优化路径为:在政策主体方面,构建多中心合作模式,建立信息共享系统,打造理论智库。在政策主题方面,综合考量重点和全局,“示范工程”打头,注重“建管养运”可持续,并以问题为导向。在政策工具方面,维持供给类工具主导,重视人才、资金、知识等具体工具使用,减少法规管制,重视政府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