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之一,《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之日起历经浮沉,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从“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办报宗旨(英敛之时期)到“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社训(新记《大公报》时期)中都能体现出该报一批又一批的新闻工作者对于新闻理想与新闻工作的坚持,这其中就有这样一位总编辑:王芸生。自1925年起辗转进入《大公报》工作,到1952年前后渐离《大公报》,可以说王芸生平生的新闻活动以及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转变等都与《大公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尤其在他作为新记《大公报》第二任总编辑(1941-1948)的八年中,充分践行着“文章报国”的理念,用笔杆书写出公平、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与文章,力图唤醒民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争取民主自由与新闻自由;在反对日本侵略的问题上,王芸生广泛收集资料,发表系列文章,后形成《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经典书籍合集,对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见解十分独到。王芸生既是中日关系研究的专家,又是“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为近代中国新闻史添上了重要的一笔。现今对于王芸生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其生平和新闻活动,而对其思想的研究,一方面数量较少,另一方面较为流于表面、缺少对于不同思想的深层辨析。本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炼王芸生进入《大公报》前后的新闻活动与新闻实践,为后文新闻思想的论述作出铺垫。第二部分重点分析王芸生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论述其内在精神及其对新闻自由的追求与转变过程。第三部分主要论述王芸生的专业主义新闻思想,阐释其内涵与具体表现,并在下文将“文人论政”融入其中,探析“报人论政”思想的进步性。第四部分对王芸生的自由主义与专业主义这两种新闻思想进行辨析,结合相应的新闻实践深入分析二者的辩证关系。全文截取王芸生在报刊文章等场合发表的言论和见解作为副标题,避免主观臆想与“贴标签”,力图从新闻史的角度对其新闻思想作出真实、深入的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