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7年，在英国——那个长期从事大西洋奴隶贸易、并正从中获得巨大商业和战略回报的国家，突然爆发了一场强烈要求立即废除这项制度的社会运动。说其突然，是因为在之前的两百年间，奴隶贸易问题一直处于英国官方的纵容、扶植与民间普遍的默认、无视中;说其强烈，是因为无论是1788年和1792年的请愿运动或1791-1792年的西印度蔗糖抵制运动、还是1806年和1807年的议员选举干预或20年中持续不断的集会等示威行动，最终都转化为迫使当权者改变国策的巨大力量。这股力量出自议会外的英国普通民众、出自他们反对奴隶贸易的共同意愿。本文即着眼于，英国大众废奴运动的动员者在成功塑造民众的共同意愿、并引导其进行有效表达的过程中呈现出的理念、方式、策略与技巧，试图以此填补目前的废奴运动史学路径中关键环节的缺失。　　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和扩展是加勒比奴隶制度走向终结的根本原因，废奴运动就是资本主义殖民体系调整的必然结果。18世纪英国社会还经历了飞速的进步:人口的剧增和交通的改进刺激了邮政和传媒的发展;中等阶级逐渐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消费革命赋予商品购买行为全新的意义;英国人的近代民族主义认同之路虽遭遇障碍，但自认生而拥有高尚道德的他们，仍开启了民众政治意愿表达方式的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人道主义者的零星批判、萨默赛特案件及其判决引发的关注、以及贵格教徒的先锋行动与宣传网络，都为未来席卷全国的大众废奴运动做足了心理和组织的准备。　　英国大众废奴运动的发动者塑造民众反对奴隶贸易的共同意愿，是在既存的整体和群体认同框架内进行的。目击者用见闻、统计数字、实物和类似调查报告的写作手法论证非洲文明和非洲人人性的存在，控诉大西洋上和种植园内的虐待给奴隶和白人水手造成的损害。道德家在启蒙主义为核心的近代人道主义思想中，加入了基督教慈善与博爱的观念，并告诉英国人:罪恶的奴隶贸易将招致上帝的惩罚、违背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原则、食用蔗糖则是同类相食的野蛮行径。只有立即废除奴隶贸易，英吉利民族高贵的灵魂才能得到拯救。废奴运动的宣传家特别重视对认同感受压抑群体的鼓动，将运动的话语置于与奴隶一同受难并渴望解放的女性、非国教徒和工人阶级的集体信仰之上。　　尽管如此，英国大众废奴运动并没有局限在某些特定的教派、阶层、性别或地域之内，而是形成了全民族宗教、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的统一。反奴阵营中的实业家和艺术家创造和散播了一系列以“下跪奴隶”为中心的反奴主义消费符号，强调消费者对本民族道德和经济进步的责任，从而将废奴运动变成了时尚政治。而大众废奴运动的基层代理人则在本地废奴委员会区域内、以面对面的方式、在一套完善的专业技术和固定流程下出版和分发宣传品、组织集会和请愿、募集签名和捐款。克拉克逊就是这近代第一批平民社会改革家的核心。他们的行动将大众废奴运动中既存阶层认同的横向纽带与社区层面的纵向纽带编织成一张紧密无比的网络，不但构成反奴主义共同意愿形成与集体行动开展的基础，还有效抑制了冲动性暴力的发生。　　伦敦委员会作为大众废奴运动的中央指挥部，不但是全国废奴委员会体系的核心，还在处理与国家决策圈子的关系领域发挥了特别关键的作用。它不仅建立了一个贵格教徒与国教徒在反奴事业上的联盟，还坚定的履行一个扩展了潜在支持者范围的“小使命”。身处政治中心的废奴主义者——以威尔伯福斯为代表，一直站英国民众与威斯敏斯特宫之间，既充当立法行为的推进器、又充当民众激情的缓冲器。他们平时呈递证据、游说议员、营造友好的国际环境，在1787和1792年两次请愿运动中，则规定和指导它的目标选择、论据措辞、发动时机、进展速度以及合适签名者的遴选。作为与英国的合法政治权力保持良性互动的社会力量，废奴运动在世纪之交的保守主义恐怖消散之后实现了最快的复兴。此后，新的伦敦委员会提出一条新的反奴理由——这项贸易损害国家商业利益、危害国家安全。他们还采取一项新的左右议员立场和表决结果的手段——选民和非选民直接施压于候选人，令他们宣誓支持废奴运动。与民众激情的第一个高潮相比，1806-1807年间大规模请愿、抵制、集会等集体行动的相对缺失并不能抹煞大众废奴运动中共意塑造和表达的重要意义。以上种种要素构成一种全新的社会运动动员模式，正是它造就了反奴主义大众共意的革命。自始至终，英国民众反对奴隶贸易的共同意愿都是决策者行动的强大推动力，也是1807年英国废除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关键促发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