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企业信息披露是保障市场投资者知情权,缓解企业与市场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重要手段,对于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尽管企业信息披露相关研究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之一,但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现有成果多为针对某一种类信息披露行为影响因素或经济后果的研究,难以形成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此外,现有研究成果对于企业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探讨企业内外部治理特征以及披露环境的影响,对于管理者个人特征,特别是隐性特征对企业信息披露潜在影响及其机理的探讨还不充分。本文基于管理者职业生涯关注的视角,将上市企业信息披露中的财务信息披露、非财务信息披露以及信息披露经济后果这三方面的内容纳入到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中。之后,从上述三个方面出发,以2001-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依照“职业生涯关注—CEO业绩追逐动机—企业信息披露政策—企业信息披露表现”这一基本研究逻辑,分别探讨了CEO职业生涯关注这一隐性心理特质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社会责任披露以及信息披露市场反应造成的影响。同时,通过渠道分析、中介效应分析和异质性分析等方法,进一步揭示了CEO职业生涯关注影响企业信息披露的具体过程。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在讨论我国上市企业CEO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时得到了以下的结论:第一,CEO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随着CEO职业生涯关注水平的提升,企业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规模和盈余激进度也出现了相应地提升,应计质量则有所降低。这表明在职业生涯关注的驱动下,CEO为倾向于通过更多的盈余管理与盈余粉饰来提升企业的财务业绩表现。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正向盈余管理是CEO职业生涯关注影响企业盈余质量的渠道,即职业生涯关注水平更高的CEO倾向于调高企业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以促成财务业绩的增长,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盈余质量。此外,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国有企业CEO和具有家族成员身份的家族企业CEO的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负面影响更弱,说明财务业绩压力发挥了部分调节作用,当财务业绩压力减弱时,CEO职业生涯关注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减弱。第二,CEO职业生涯关注显著削弱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披露,职业生涯关注较高的年轻CEO所在企业的社会责任披露强度更低,此类企业发布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概率也更低。中介效应分析显示,CEO过度自信无法解释年轻CEO与社会责任披露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排除了CEO过度自信对研究结论的干扰后,CEO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负向影响依然显著。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当CEO在非国有企业任职、处于任职初期以及上任之前企业业绩波动性较强时,CEO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负向影响更强,说明较高的业绩压力增强了CEO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之间关系的敏感性。第三,CEO职业生涯关注显著削弱了企业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职业生涯关注在对企业年报发布的累计超额收益水平无显著影响的同时,却降低了年报发布的累计超额收益规模。这表明,当CEO职业生涯关注水平上升时,企业进行信息披露所获取的市场反应更加微弱。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企业的内外部治理特征与信息披露环境影响了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信息披露市场反应规模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内控质量较高、外部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以及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度更低的企业中,CEO职业生涯关注对信息披露市场反应的削弱效应消失。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建议将对CEO职业生涯关注这一因素的考虑纳入CEO的选聘流程和考核机制中来。第二,建议从管理体系和董事会监督两个方面出发,提升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第三,呼吁建设我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制度,为企业和CEO之间的双向选择和信息沟通提供专业的平台,并依托于这一平台,探索建立我国的职业经理人职业准入机制,促使CEO从职业生涯发展的角度出发,注重对个人声誉的维护,从而提升其在工作中的规范性。第四,建议完善现有企业信息披露制度,针对非财务信息等企业信息披露方面的弱项,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同时,培育和扶持机构投资者,鼓励产品市场竞争,通过改善企业信息披露环境来强化企业信息披露的有效性,进而提升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本文的研究内容涵盖了CEO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财务信息披露、非财务信息披露以及信息披露经济后果的影响及其机理,系统而全面地探讨了CEO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综合性影响,补充了现有职业生涯关注和企业信息披露的理论研究。同时,本研究为我国经济转轨期间上市企业治理和监管机制的制度革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企业完善CEO的选聘和考核方案提供了思路,也为我国上市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