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随着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其出台的一系列针对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的一个重要产业集聚区,也存在着众多的重污染行业企业,其在创造经济的同时也为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影响。在此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如何最大限度减少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就业的负面影响,甚至实现重污染行业就业的增长,这是其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本文从理论探索性分析出发,提出假设,再进行实证研究,考虑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就业影响中的作用机制以及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就业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行业差别,综合探究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在不同的水平下对重污染行业就业产生的影响。首先,研究了长三角地区重污染行业的污染状况及其环境规制强度。以污染排放强度和污染排放规模两个指标确定了长三角地区的12个重污染行业,然后通过计算长三角地区重污染行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占全国的比重,分析得出长三角地区重污染行业三废综合污染排放在全国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其原因主要在于废水的排放量达到全国的近四分之一;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我国31个省份2017年的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测度比较,结果显示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环境规制强度处于全国上游水平,上海市和安徽省的环境规制强度处于全国中等水平,长三角地区整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全国中上游水平。其次,对环境规制与重污染行业就业的关系进行探索性理论分析,并提出假设。在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就业的影响中,基于对两大学说“遵循成本说”及“创新补偿说”的分析,本文揭示了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就业的综合影响机制,并提出假设1: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就业的负面影响;从生产和需求的角度推导出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就业影响的数理模型,综合假设1分析提出假设2: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就业的影响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可能存在门槛效应;对数理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分析,提出假设3: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就业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别。再次,进行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构建中介作用检验模型,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就业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呈现为遮掩效应,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就业的负面影响;建立一个含有环境规制二次项的计量模型,通过多元回归、滞后一期回归及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就业的影响存在着倒“U”型关系;进一步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捕捉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就业影响的结构变化点,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存在两个门槛值,并且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就业的影响类似于一种倒“N”型曲线关系;最后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的12个重污染行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就业的影响确实存在着行业差别。环境规制对绝大多数重污染行业就业的影响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但对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这3个重污染行业的就业并没有显著影响。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为长三角地区实现环境保护的同时促进重污染行业就业的增长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制定技术创新融资政策,优化中小企业生产升级资金来源;二、注重地区及行业的差异性,实施差别化的环境规制强度措施;三、加大教育支持力度并制定人才吸引政策,提升长三角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研究视角创新,现有一般研究大多以全国或将其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为研究视角,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这几大产业集聚区的研究极其薄弱,而本文将研究以上最重要的一块区域—长三角地区,并将易受环境规制影响的重污染行业作为研究对象;二、研究内容创新,现有一般文献大多没有将技术创新作为核心传导因素进行研究。本文剖析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重污染行业就业”三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分别从理论方面探索性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就业的影响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存在着门槛效应和行业差别,并且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就业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