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作为一种理论的提倡,始于哈罗德·布鲁姆。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1973)一书中将“误读”命名为“克里纳门”(clinamen),这个名称来源于物理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指原子的“偏离”(swerve)使得宇宙的变化成为可能。布鲁姆使用了“克里纳门”一词来描述诗人为了建立自己的文学地位而对其先辈的影响进行的“偏离”。“误读”作为一种理论虽是西方学术话语,然而早在1964年,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对翻译中“讹”、失真、走样之必然性与意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此文可视为国内较早论及翻译与误读的文章(参见申迎丽,2008:50)。国内从文化角度讨论误读现象的书籍中,引用频率最高的当属乐黛云、勒·比雄主编的《独角兽与龙》,在该书中(1995:1),“误读”被定义为:“所谓‘误读’是指人们与他种文化接触时,很难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往往只能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来理解别人。人在理解他种文化时,首先自然按照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来对之加以选择、切割,然后是解读,这就产生了难以避免的文化之间的误读。”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翻译误读现象的关注日益增加,研究也逐渐深入。学界一致认为误读在翻译中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其作用应当在文化语境下从正负两方面来进行综合考察。而对于误读的全面考察则能更鲜明的体现文化之间的差异、交流过程中的阻滞点及由此导致的文化变形。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诗经》的英译为考察对象,聚焦阿瑟·韦利1937年译本——The Book ofSongs在翻译过程中对《诗经》的误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滤,描述由此带来的《诗经》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和形象重构,以及韦利的散体译文对英美国家自由体诗歌产生的巨大影响;另外,文章以The Book of Songs为中心,对《诗经》在西方历史上的接受及其影响、地位进行了历时性描述,以期对《诗经》英译,推而及至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有所贡献。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为文献综述。介绍汉文本《诗经》及其英文全、选译本,并综合介绍国内外《诗经》英译的研究成果。第二章借助阐释学理论,描写阿瑟·韦利英译本——The Book ofSongs中对《诗经》历史内涵、意象及文体的误读,探索其误读生成的原因,并分析由此造成的影响。第三章从周边文本的使用、文本意象的处理两方面来描述韦译本对《诗经》在英语世界进行的形象重构。最后一部分为结语,在对The Book of Songs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指出:误读的不可避免使翻译成为一门“接近”的艺术,其本质上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译文与原文不会也不可能完全对等;无可避免的误读为译者提供了自我价值实现的机会,使翻译的过程成为对原作与自我意义的双重构建;作为需要不断丰富与提升自我、确立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译者,其任务恰恰在于以“他者”的存在来补充自己的“匮乏”,获得丰富的生命体验并使自我趋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