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总则》对见义勇为制度的规范,存在条文间彼此龃龉及具体条文构成要件错漏的问题,这不仅使相关法条陷入适用的窘境,也导致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配置明显失衡。加之学界对制度本身的研究易陷管中窥豹且各有主张,更使得见义勇为制度构建难成体系。解决这一问题应以经过审慎考察而优胜“立法论”的“解释论”为基础,并走出“解释”的局限,通过见义勇为制度中行为主体损害责任承担的类型化研究,对其进行统一解释和系统梳理。具体而言,应以见义勇为人、被救助人以及侵权人和第三人为类型化研究主体,以“主体损害责任”为类型化的归结点开展研究,以期在我国《民法总则》框架下构建合理完善的见义勇制度体系。首先,在见义勇为人受损害的责任承担上,应运用目的性限缩方法界分《民法总则》第121条与第183条的适用范围;在假定条件上将第183条的要件限定为被救助人实际受益;在法律后果中将第121条“必要费用”的范围限缩为财产损害,第183条的费用范围限缩为人身损害,并分处之:对于见义勇为人所受的财产损害,无论是否实际受益,被救助人均应依第121条承担责任;而对于见义勇为人所受的人身损害,被救助人仅在其实际受益时依第183条承担补偿责任。其次,在被救助人受损害的责任承担上,应通过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限制《民法总则》第184条的适用范围,将主观的故意与重大过失作为见义勇为人免责的例外。最后,在侵权人与第三人受损害的责任承担上,应遵照《民法总则》第181条、182条的规定,由于见义勇为人的过当行为致使侵权人和第三人遭受损害的,由见义勇为人承担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的相应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