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国家主权受到西方列强的践踏,其中关税自主权所受到的制约尤其严重,中国的关税制度因此而沦为协定关税制。民国元年以来,当时的北京政府虽意识到关税自主对国家财政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尚未摆脱封建旧制的影响,且国力尚不足以与西方列强和日本等国抗争,因此仅仅通过一些外交手段进行修约,试图提高关税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但收效甚微。待到巴黎和会,由顾维钧首次代表中国政府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的议题再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向全世界宣告收回关税自主权以维护主权独立,民国政府回收关税自主权的行动才逐渐有了进展。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税自主运动研究颇多,历来诸多学者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贸易状况为背景,分析修订新的关税条约和收回关税自主权的过程,进而阐述收回关税自主权的意义和影响,并评述南京国民政府在关税自主过程中的不足之处,理论较为完善。笔者将在此基础之上,对于民间团体参与回收关税自主权运动的情况进行分析,并根据所搜集到的修约过程中的原始文本信息,对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外交和立法等各部门的合作机理,尤其是外交和立法部门在其中的作用,进行尽可能详尽的分析。本文试图从这两个角度入手,展示一些探讨民国初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收回关税自主权过程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