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处于巨大的变动之中,在危机意识的刺激之下,知识分子从“坐而言”转向“起而行”,在政治、文化、社会改造上的取向各异,争论不断。这一时期胡适与吴稚晖在科学观、政治改造到教育理念等方面的论述,有相互借重的一面,也有歧异纷出根本对立的一面。吴稚晖与胡适虽然在所受教育和早年经历上有所差别,但是对于社会问题的共同关注给了他们发表自身观点和相互交流的前提。1923年,在“科学与玄学”的大讨论中,吴稚晖与胡适发表他们对于科学与人生观内在联系的看法,进而将问题引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矛盾关系,从而进一步阐释他们对于中国近代文明的不同思考。在社会激进主义和行动意识的影响下,吴稚晖和胡适的政治态度都发生了改变,从制度构建上讲,因“无政府主义”和“好政府主义”不同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两方政治构想的差异,但最终都因政治理论过高的“理想主义”导致失败;从政治思想建设上讲,道德意识成为两者规范社会政治的出发点,而随着中国社会的重组,吴稚晖和胡适的政治思想被重新定位也同步发生。五四以后,社会的改变同样改变着胡适和吴稚晖的教育思想。这一时期教育的两种方式“普及”与“提高”,被赋予“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时代意义,吴稚晖和胡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普及教育、学校教育以及工读互助实践的实施方式和社会意义进行各自表述,教育的社会性成为两人共同关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