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格局，列强入侵打开国门，太平天国势如破竹般席卷全国，使得政局动荡、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洪秀全试图宣传拜上帝教以打破儒家伦理纲常，在这种情况下，以曾国藩为首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举起了“卫道”的旗帜，誓死捍卫儒家道统，另一方面陷入了深深的学术自省。与此同时，西学的广泛传入，使得先进的知识分子由被迫接受到主动学习西学，以图“师夷长技以自强”。　　概括起来，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一时期的学术脉络，即晚清学术界经历了今文经学的复起、汉学的由盛而衰、理学的重振这三个主要的学术变革。今文经学的复苏体现了这一派学人试图补救汉学和理学的不足，以改革时局的志向。乾嘉汉学从兴盛走向衰落，体现了危机四伏的时局呼唤学人关注社会现实、人伦道德的诉求。理学的复兴恰恰是在汉学埋首故纸堆，对时政置若罔闻的时候振兴起来的，体现了人们对经世致用之学的渴望，而理学的重振也正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现象，它承续了晚明以来经世致用的思想，试图从学术内部寻求救国济世的良方。西学的大量传入，使得理学内部出现了主敬派和洋务派，两者对于西学呈现截然二分的态度。主敬派对西学深恶痛绝，斥责洋务派“以夷变夏”的做法，认为晚清危机必须从儒家经典内部才能找到救世的根据，他们注重礼的教化和传承圣学的使命感。而洋务派则主张学习西学，尤其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和技术，期冀实现中国自强的目的，然而洋务派在同主敬派的论辩中，渐渐有了变通和反思传统的端倪，对后来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学和宋学的关系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特色，汉学和宋学从相互攻讦到兼采会通，体现了知识分子从训诂考证转向义理阐发，从空谈心性转向寻求事实支撑的变化，体现了时代的迫切需要。　　洋务时期的儒学拉开了传统走向现代的序幕，而理学的再度兴盛也使哲学化的儒学更加接近于西方的现代哲学。这一时期的儒学经历了与西学的抗衡，对西学的认识经历了由“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的转变，既表明了西学对中学的冲击，也体现了中学自身的内部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正在逐渐走向世界。概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儒学内部释放着现代的因子，开启了中国学术层面的近代化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