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周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关注人性问题,但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人性的探讨逐渐深入,以儒家为例,春秋时期,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观点,认为人的天性并无不同,他看到了后天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但并没有深入挖掘人性的特征。告子认为“生之谓性”,人性即是人的生理本能,并无善恶之分。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性天生具备“善端”,并指出人学习礼义教化、道德修养的目的在于保持人性之“善”。与先前的哲学家不同,荀子在总结前人思想遗产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凡性者,天之就也”、“人之性恶”、“凡以知,人之性也”、“化性而起伪”等一系列命题。荀子认为人性之中有“欲”,若不对这种“欲”加以引导和规范,便会使人性趋向于“恶”,这便是荀子所说的“性恶论”。此外,当今学界也有学者认为荀子是“性朴论”者,认为荀子所言之性由天所生成,未经后天雕琢,故曰“性者,本始材朴”。荀子重视后天教化对人性成“善”作用,提出“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本文从荀子对先秦人性论思想的批判与继承、荀子人性论的内涵、荀子人性论的理论旨归以及荀子人性论对后世的影响四个方面对荀子人性论进行探析。第一部分是荀子对先秦人性论思想的批判与继承。荀子继承孔子“性”、“习”的思想与告子“生之谓性”的人性论,并从“性”、“伪”两个方面批判了孟子的“性恶论”。此外,荀子对其他各家的批判集中在《非十二子》、《解蔽》等篇中。荀子批判它嚣和魏牟“纵情性”、陈仲和史?“忍情性”、墨家“兼相爱”,继承了道家“道法自然”的天道观,批判道家重天轻人。荀子对诸子百家的批判与总结为其“性恶论”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二部分是荀子人性论的基本内涵,即“化性起伪”。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理论开端往往是对天人关系的探讨,荀子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观并摆出事实加以论证,天有“天道”,人有“人道”,人能认识自然规律并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荀子由“天道”推及到“人道”,他看到了人性之中所蕴含的“性”和“伪”,并看到了二者之不同,得出“性伪之分”的结论。继而,荀子解释了“性”与“伪”的涵义,认为“性”有两层含义,分别是:“本始材朴”的质朴之性与“人之性恶”的后天之性。在荀子看来,“伪”是后天人为,带有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性之“善”不是出于“性”而是出于“伪”,“化性起伪”的目的在于“性伪合”以“成圣”。第三部分是荀子人性论的理论旨归,荀子人性论的最终目的是引导人们向美向善,成为圣人。荀子认为人“成圣”的前提在于人有认知力的意志之心,心能辨别是非曲直,引导人们向善。此外,荀子规定“礼乐教化”是“伪”的内容,“礼”以区分社会等级秩序,“乐”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感情,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圣人通过礼乐教化、道德修养克服了人性之“欲”。最后,荀子看到了“积”在“成人”过程中的重要性,道德修养绝非一朝一夕就可完成,关键在于持之以恒的积累。第四部分是荀子人性论对后世影响及时代价值。荀子的“性恶论”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循着“性恶论”的道路,后世的韩非子看到了人性中“好利”的一面,认为“性之自为”;董仲舒、王充、韩愈认为“性三品”,即把人性划分成三个等级,极善和极恶都无法改变,只有“中人”之性才能改造;张载、程颐、朱熹认为“性二元”,即天生的极善之性,与后天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荀子“性恶论”的观点使得后世哲学家在思考人性问题上多了一条崭新的路径。荀子的人性论对现代社会有借鉴意义。荀子看到了人的价值,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解决问题。同时,他肯定后天努力与社会环境对人性改造中的作用。这启示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需不断积累善与德行,重视习惯的养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重视后天环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