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要提高产出率、增加市场认同度、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充分利用研发资源。研发活动是获得科学技术的主要手段，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各国对于企业的研发活动普遍抱有鼓励态度，从资金、人力、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例如，中国对经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实施15％的优惠所得税率。因此，研发活动支出通常被视为衡量企业科技创造能力的重要指标，该指标的大小意味着企业创造能力的高低。　　企业发生的研究与开发支出(R&D)在会计处理上有三种做法:全部费用化、全部资本化、部分资本化，这三种做法的主要差异表现为:“全部费用化”确认的费用最多、资产最少、利润最小，“全部资本化”确认的费用最少、资产最多、利润最大，“部分资本化”介于前两者之间，确认的费用较少、资产较多、利润较大。历史上，这三种做法在不同时期被某些国家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制度》(2001)曾规定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支出“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全部费用化），《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2006年)将企业内部研究开发活动划分为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其中:开发阶段的支出满足特定条件的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部分资本化），目前，《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无形资产》(IAS38)采用的也是这种部分资本化的做法。新准则颁布后，研发支出从“全部费用化”转变为“部分资本化”，这种转变具有积极的财务意义。会计准则对资本化的严格要求，意味着列入资产负债表中的研发支出（或无形资产）代表了企业创造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能力，资本化数额越大表明企业的创造能力越强;此外，资本化有利于企业分摊研发成本、提高期间利润，有助于激发企业的研发热情，服务于创新型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外已有研究文献发现，研发支出“资本化”具有正向的价值相关性，价值相关性研究以市场有效性为前提。　　与发达国家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较低，一般认为接近“弱式有效”。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为弱式有效(宋颂兴、金伟根，1995;陈小悦、陈晓、顾斌，1997)、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沈艺峰，1996;吴世农、黄志功，1997)。造成市场缺乏效率的主要原因，俞乔(1994)认为早期资本市场弱小，相关法规、人才等欠缺;吴世农(1996)认为上市公司中大量“公有股”长期不流通，使股价偏离公司价值;韩德宗(2002)认为是信息披露不规范与信息传递途径不畅通，形成中国股市效率低等等。目前，早期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已经逐步得到解决。2006年1月1日，修订后的《公司法》、《证券法》正式实施，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要求，强化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中介机构的责任;2006年5月，上市公司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进入全流通时代;2007年1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对上市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所有信息披露行为进行了总括性规范，涵盖公司发行、上市后持续信息披露的各项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能否识别“费用化”或“资本化”蕴涵的信息，中国从2007年才开始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化”研发信息，这导致国内关于研发支出的研究多以研发支出总额为对象，鲜有独立讨论研发支出“资本化”信息价值的成果。2007年1月《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研发支出总额被拆分为“资本化”与“费用化”两部分，在新的会计规定下，投资者能否辨别“资本化”与“费用化”信息之间的差异，“资本化”比“费用化”信息更能体现企业价值吗？“费用化”信息是否还具有价值相关性？　　本文从股票价格、股票报酬率、未来盈余角度，检验了2007～2009年的中国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费用化”与公司价值的相关性。会计准则的制订并非单一的理论问题，管理层需要关注准则的执行效果并不断调整完善，以实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公众利益的目标，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研发支出理论，为检验会计准则的执行效果提供了客观证据。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化研发支出与资本市场股票价格显著正相关;资本化研发支出与资本市场股票报酬率显著正相关，费用化研发支出与资本市场股票报酬率显著正相关，但资本化研发支出对资本市场股票报酬率的价值相关性大于费用化研发支出对资本市场股票报酬率的价值相关性;资本化研发支出与企业下一年ROA显著正相关;投资者对于资本化研发支出能够及时关注，并应用于投资决策中。最后，本文在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现状提出了相关建议:企业应加强自身研发支出的披露;市场各相关部分应监督企业研发支出的披露;企业应加大研发力度，走自主创新型发展道路，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