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写与操控的一种形式,翻译是一项在权力运作下并受规范制约的活动。本文基于安德烈·勒弗维尔提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理论假说,以林纾的翻译为个案,采用描述和解释的研究方法,通过将林纾的翻译活动置于1840至1919年之间这个特殊时代背景之下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对影响林纾在翻译过程中采用归化策略的各种无形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作了一个初步的探索。 论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林纾的翻译,并由此阐明了本篇论文研究林纾翻译中的归化策略的研究动机。通过回顾国内四个不同历史时期对林纾的翻译的评论,揭示了本项研究的意义所在并指出了研究的方法和视角。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本篇论文的理论基础,即安德烈·勒弗维尔提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理论。勒弗维尔认为,控制文学系统的有内外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分别由赞助人和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为代表。其中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专业人士”关心的则是诗学。因此,控制文学系统及文学创作的两大因素归根到底就是意识形态和诗学。翻译作为最主要的一种改写形式,总是以特定的方式改写和操控着文学作品以使之符合特定社会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和诗学。 第三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在勒弗维尔提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理论基础之上,这一部分详细分析了在林纾所处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各种有可能操控其归化策略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首先,在分析意识形态因素时,把晚清时期的主要意识形态归纳为三种,即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和儒教意识形态,并对其作了详细论述以揭示当时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通过对这些意识形态和林纾的翻译之间的关系的深入探究,论证了林纾在翻译中采用的归化策略受到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林纾本人的意识形态的共同操控。接下来,这一部分分析了影响林纾归化策略的诗学因素。这些诗学因素主要包括当时的主流诗学观,桐城学派的诗学观,读者的诗学观和林纾本人的诗学观,其中的主流诗学观主要是指当时社会对小说的看法以及当时的文学规范。通过对这些诗学因素和林纾的翻译之间关系的认真考察,可以看出林纾翻译中的归化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社会中各种相互联系着的主要的诗学观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四部分是对以上分析的简要总结。林纾在翻译中运用了归化策略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的个人偏好或语言能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各种密切联系着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的操控。最后,这一部分指出了勒弗维尔的理论局限性,并以此阐明在将其运用于翻译研究时,要坚持相对论而非绝对论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