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分权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公共品供给的必然选择。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分权对于公共品供给的效率和平等有什么样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需要研究以下一些问题:分权应当如何进行？是加大中央对各省的分权，还是重点关注各省内部的分权？是应当促进财政支出的下放，还是应当增加地方收入，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性？最后，分权对于不同的公共品，比如，教育、卫生和农业支出又是否存在差异？　　关注中国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就实践意义而言，分权化的公共品供给是中国的现实，事实上，地方政府在教育、卫生和农业支出中的比率高达90％甚至95％以上;而作为一个大国，分权也是未来大势所趋。而从文献上来看，尽管国内外已经有大量文献讨论分权对公共品的影响，但我们仍可以注意到文献的可供深化之处。第二章就指出了文献的一些不足，第一，现有文献未能注意到财政分权的有利影响。第二，现有文献对于财政分权的理解和测量有所偏误，未能注意到财政自主性和转移支付的影响，也没有涉及到财政支出分权，也基本未涉及省内财政分权。第三，文献也未注意到政治集权的有利影响。第四，没有处理财政分权对公共品供给不平等的作用。因此，这一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为了界定地方政府所处的制度环境，我们在第三章介绍了中国的政府间关系的变迁。本文关注的主要是财政分权的影响，故我们首先介绍了中国的财政分权的一些关键性特征。可以注意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的收入集权逐渐增加，但财政支出的分权程度仍然维持较高的水平，甚至还有逐步增加;而地方政府对于中央的政府间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也日趋增长。我们还在第二节介绍了省以下财政分权的变迁。有关中国财政分权的文献长期以来均主要关注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分权，却对地方政府内部，即省内财政分权殊少关注，本节则重点介绍了省内财政分权的变迁状况。　　尽管本文并不直接涉及政治集权，但政治集权对于财政分权下的地方官员有强烈影响，关注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也离不开对政治集权体制的分析。有鉴于此，我们在第三节介绍了中国的集权化的人事管理体制的一些主要特征，包括任期制和绩效考核等。　　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相结合的“中国式分权”形塑了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行为，具体到公共品的供给中，地方政府主要有以下几种激励:财政收入激励，个人收入激励，政治激励和利他主义激励，其中前三者的影响最大，这是第三章第四节讨论的重点。总的看来，现有文献多在强调地方政府忽视公共品供给的激励，但我们比较强调地方政府重视公共品供给的原因，比如，政府间转移支付对于公共品供给的不利影响;财政收入激励之下，地方政府通过增加公共品供给来吸引流动要素的努力;政治集权下中央政策倾向对于地方公共品供给行为的影响。财政分权的影响还与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区别有关。相对于省级政府而言，省以下政府尤其是县乡级基层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则省内财政分权可能有助于提高公共品供给。　　本文的重点是利用实证数据来验证财政分权的影响，而实证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财政分权的测量指标。现有文献大多利用Zou and Zhang(1998)所提出，被龚六堂和张晏(2005)所发展的财政分权指标，尤其是财政收入分权指标与财政支出分权指标，但这两个指标可能并不准确。从理论上讲，财政分权主要有两种意义，第一种只考虑财政收入或支出责任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划分;第二类则涉及到财政收入和支出上的决策权力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划分;合理的财政分权指标也应当能够度量这两种分权。同时，中国的政府层级包括中央、省、地、县和乡五级政府，则我们不仅应该度量中央向各省的财政分权，也应当要衡量各省内部的财政分权。而省以下的地县乡级政府有能力也有激励去影响经济发展和公共品供给，并在事实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舍弃了传统的财政分权指标，而是采用了五个新的分权指标，用于衡量中央对各省财政分权的指标为财政自主性指标，指的是各地自有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我们还用两个指标分别来衡量省对地级，以及省和地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其中，省内支出分权指标等于地级（或县级）财政支出/全省财政支出，自主性指标等与地级（或县级）财政收入/地级（或县级）财政支出。　　第五章至第八章是本文的实证部分。第五章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教育供给水平的影响。有关教育的实证文献大多强调财政分权对于教育的不利影响，本文则着重强调了财政分权对于教育发展的积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县乡级基层政府在教育支出中处于主导性地位，1994年以来，县乡级教育支出占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60％左右，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甚至高达80％，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注意省内财政分权对于县乡级政府的影响。而从理论上讲，省级财政自主性的上上应当有助于增加教育投入，省级政府和地级政府对于县乡级政府的财政分权也应当对于教育支出有积极影响。在实证部分，我们利用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综合测量了省级财政自主性，县乡级财政自主性，省级和地级政府对县乡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分权对教育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省级财政自主性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全部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预算内全部教育支出，但对预算内义务教育支出占预算内总支出的比重无显著影响。　　第六章讨论了财政分权对于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分别研究了中央对各省的财政分权以及各省内部的财政分权对于卫生事业费，每万人床位数和每万人医生数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点发现:第一，省级财政自主性对于卫生事业费的比重有负面影响，对于每万人床位数没有显著影响，对于每万人医生数有积极影响。第二，地级财政自主性对于卫生事业费的比重有负面影响，对于每万人床位数和医生数有积极影响。第三，省对地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分权有助于增加卫生事业费比重，对床位数有积极影响，但只有地级财政自主性低于一定程度时对于医生数方有正面影响。第四，对于教育事业费和卫生事业费的对比分析表明，地方政府重视教育支出却忽视卫生支出，而中央政府对待两类支出的态度差异是地方行为差异的重要原因。　　第七章主要分析了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对待财政农业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态度。从更大的背景来看，地方政府对待农业乃至整个三农问题的态度是中国的城市偏向(urban bias)体系的一部分，故我们主要在城市偏向的理论框架中考察财政分权的影响。我们主要利用1994-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来分析财政分权对于农业的影响。首先，省级财政自主性和省内支出分权在总体上会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农业支出，但具体来看，财政分权主要是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却会减少地方政府的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其次，我们还考察了财政分权对于各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会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上述三章的分析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确实会对教育、卫生和农业支出产生不利影响，但总体来看，财政分权，尤其是省级财政自主性和省内支出分权对于公共品供给均存在积极效应，而省内财政分权也有重要影响，值得我们重视。　　第八章讨论了财政分权对于公共品供给的不平等的影响。财政分权通常被认为会加剧公共品供给的不平等，但我们仍不清楚中国的财政分权的影响。本章利用1999-2010年地级数据分析了省级、地级财政自主性与省内支出分权三类分权指标对教育和卫生服务供给的省内不平等的影响。论文首先表明，省内不平等是中国公共品不平等的重要原因，省内不平等可以解释全国小学和中学生师比不平等程度的40-50％，可以解释70％左右的全国每万人床位数和医生数的不平等。省政结果还发现，省级政府对低级政府的省内支出分权会增加每万人医生数的不平等，但省级与地级自主性会减少小学生师比的不平等，在省内支出分权较低时也会减少每万人医生数的不平等，且三类分权对于中学生师比与每万人床位数的不平等均无显著影响，表明财政分权并不一定会增加公共品供给的不平等。本文对于理解中国公共品供给的不平等与财政分权的影响均具有重要意义。　　第九章是本文结论部分，我们回顾了本文的主要发现，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