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是在独特历史语境中生成的文学水平极为低下的一种小说创作。它受到官方的极力推崇和提倡，但深陷创作困境。其创作的困窘与官方的大力推崇形成鲜明的对比。整体创作成就的低下也使研究者对这一领域少有问津。研究多停留于现象和特点的描述，少有深入的探讨，即多是研究“写什么”(内容特点)和“写得怎样”(整体否定性的评价)，而很少探讨“怎样写”(文本的叙事修辞)和更重要的“为什么这样写”(文本背后的历史文化运作机制和意识形态诉求)，脱离了历史背景的孤立研究还导致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的出现。为此，本文分三章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和反思。　　在绪论中，本文首先讨论了“十七年”的“题材意识”与工业生产逻辑之间的内在关联，厘清对象存在的文学语境;通过“地域性”、“阶段性”特点的总结，从横向、纵向两个维度呈现对象的创作概况。针对当下研究的相关空白，第一章主要讨论对象的历史生成问题。通过对国家工业化诉求历史背景的考察，以及作家队伍的生成和报刊媒体的引导和组织等问题研究，揭示了对象的历史建构过程:从延安时期的一种想象的文学形态逐渐被召唤引导，然后在1949年前后借助国家政权更迭的新历史语境获得重大转折，最终在50年代前期成为一种独特的现实存在。本文认为，“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和现代的“城市文学”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而从始至终都是受到政权的力量推动建构和严格管制的文学书写空间，是被政治挟持而“自我净化”的文学。这也昭示出它必然是一种异化的文学类别。本文第二章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考察对象的审美困境。工人在现实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的独特位置，使之承受着沉重的历史担负，并在小说中被指认为一种政治认同的符号。小说通过“空白”、“征服”、“借用”等叙事修辞策略把工人形象抽象化而失去审美光泽。作为“拒绝展开的历史”的独立的自然美景在小说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被规训为“集体感官”的感受对象和意识形态的投射对象，承担起宏大的象征意义。城市的景观则在小说中成为一种工业景观的无节制的展览和国家工业化集体热情的图腾式展现。本文第三章，针对以往研究中对对象的同质化解读，专门探讨其中的三个向度的异质表述。萧军和李国文在小说中表现出一种悲剧精神和现实干预的写作诉求。张弦和艾芜显示了个体生命感受的浮现。路翎则以人物形象的非理性人格特征和农民化倾向而表现出从工人形象塑造的枷锁中逃离的姿态。　　本文不仅呈现一种文学创作的历史图景和做出批判性的困境揭示与探究，更试图把对象作为一个文学现象的历史标本挖掘其中的反思价值。在结语部分，本文对当代文学史上意识形态支配下的“题材迷恋”现象和浓厚的“题材意识”做出本体性的批判性反思，并通过对象的研究来与当下的文学创作建立一种相关性。